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 书本网【jiali1415118】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大教堂 
雷蒙德·卡佛
　　村上春树序言
　　雷蒙德·卡佛：美国平民的话语
　　村上春树
　　最早翻译雷蒙德·卡佛的作品要从一九八三年说起了。那是篇题为《脚下流淌的深河（水泊离家那么近）》（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的短篇小说。我是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便认定为杰作，深受感动，不能自已，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
　　第二年我去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半岛，登门拜访卡佛，和他面对面地交流。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亲手把他的作品无一遗漏地全都翻译出来。
　　美国文学的新经典
　　说起来，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雷蒙德·卡佛的形象发生过彻底的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般的美国人几乎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随着他晚年文学声名渐高，且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这个名字竟有了些许神话般的色彩。
　　不过数年之后在一些人当中（也是大致能预料到的），对于卡佛的评价出现过反复。但平心而论，在美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史中，雷蒙德·卡佛乃是能够牢固占有一席之地的优秀作家，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他的名字会在美国文学史中留下应有的位置，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说之中，最少也会有六篇被当作经典长久地阅读下去。
　　我内心认为，卡佛的文学地位大概是介于考德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的吧。
　　幽默感与驱动力
　　卡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天才的做派。他没有只为知音者率性而作的那种居高俯视的姿态。卡佛只用浅显简洁的日常语言来创作小说和诗歌，说给尽可能多的人听，或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做更深层次的述说。这是他作为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
　　当然并不止于此。他的作品之中，处处隐藏着超越日常生活的奇妙意外，有着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痛快幽默和刺痛人心的现实感。一旦捧上手，会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让你不由分说一口气读到最后。这就是卡佛作品的独特魅力，大概也只能用与生俱来的“才能”来形容了。
　　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
　　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乡间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成长环境根本无缘文化的熏陶。他不到二十岁就和高中的恋人结婚，要负担幼小的孩子，为日常生活所累，对人生略感幻灭的同时，逐渐对文学产生了觉悟。
　　他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即便如此，他也未曾放弃对文学的追求。“自己归根到底，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这样的自豪感充溢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这种平民的自豪感曾被长期漠视，所以卡佛的作品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作品推敲细密
　　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以“故事”的形式，坦诚而温和地吐露自己的心声，是卡佛追求的文学境界。为此他不知多少次反复推敲改写自己的作品，让人不禁要感叹“是否凡事都需要这样较真到底呢”。
　　就算是已经出版了的作品，一旦有不满意，他还会修订再版。作为译者，数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当然会让我挠头，但每当见证这些他一路走来的足迹时，都为他写小说时这种实实在在的认真而深深打动，重又端正了态度。
　　就像见过卡佛的人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写不张扬的小说，作不张扬的诗，自是不张扬的人。他晚年邂逅诗人苔丝·加拉赫，共同生活在一起。戒除酒瘾，重塑生活，这种被他自己称为“第二次生命”的平静氛围，孕育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苔丝现在还把他的书房保持成原来的样子。他的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页。仿佛一直在等待谁来敲打出那最初的一行。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1）
　　
　　1983年，就在卡佛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出版的那年，英国着名文学杂志Granta的编者按宣布“一种新的小说正在美国出现，一种罕见而慑人心魄的小说，不仅和现有的任何英国小说不同，也和我们惯常理解的美国文学不同。” 两年后，美国本土的《密西西比评论》重复了英国评论家的话：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 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声势浩大。在这种被命名为“极简主义”（Minimalism）文学或是“肮脏现实主义（Dirt Realism）”中，卡佛不仅是最重要的代表，而且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这种“新小说”的始创者。很快，已经有评论家不无兴奋地发现某大学竟出现了“‘模仿卡佛’小说竞赛”；很快，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资深评委已经抱怨起“卡佛式”小说过于泛滥了。而就是这位被称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在1983年以前，还常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时刻都会有被别人拿走的危险。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出生于1938年5月25日，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Clatskanie，Oregon）的一个蓝领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推销员。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了。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结婚，那一年卡佛十九岁，博克十六。年底十二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转年后的十月，儿子出生了。二十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个家庭医生办公室的后面，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在这之后的二十来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个又一个的临时工，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作上门推销。1964年，他搬到了萨克拉门托，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这期间开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着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在多年的辗转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并从1961年就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发表诗歌。但就像他在后来成名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写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甚至连一点点地改善都谈不到。1967年，就在他的名篇《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那年，他被迫正式宣告了经济破产，就在这同一年，他的父亲死了。从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他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自己却搬到好莱坞卖电影票。197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冬季失眠》，却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1972年他的境况稍稍好转，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那一年，卡佛一家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但1974年严重的酗酒问题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经济破产，待业了两年。1976年三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由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就在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后好转起来的。同一年，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获得了“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愤怒的季节》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University of Syracuse）的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1983年是卡佛胜利的一年，那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 ，他辞掉了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为普利策奖。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2）
　　
　　如果说是巴塞尔姆在七十年代彻底革新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那么是卡佛在八十年代让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可以阅读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新生。《大教堂》的精装版到了1984年就已经卖出了两万册，在意大利出版时竟成了最佳畅销书。1993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选了九篇卡佛的小说和一首诗歌，改编成了电影《浮世男女》 ，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房东拿走。” 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簸陆离。但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自己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自己的四本小说集创作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Hopeless-ville） 。
　　应该记住的是，在创作《大教堂》以前，卡佛自己一直就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干各种底层工作，品尝着接踵而来的失败和失望。卡佛借自己的切身之痛，描绘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蓝领美国，而他自己就是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一份子。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真正的蓝领作家，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在卡佛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底层形象：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作，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当然，还有出现最频繁的失业者和酗酒者，他们在与生活的第一轮较量中，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一种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当被人指责在他故事结尾，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人物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僵滞之中时，卡佛说，“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似乎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卡佛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的文体。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小说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啬鬼，剔掉了修辞，反讽，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当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标榜“极简主义”小说时，她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了“减法者”（taker-outer） 。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 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对文字毫不宽容的刀劈斧剁，让卡佛成为了作家里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简约派音乐家）。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3）
　　
　　一些评论家兴奋地指出，极简主义似乎终于带着美国叙事文学，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与他们不同，卡佛不再沉溺在文本间的交叉互文，而重新回到了现实与文字的纠缠之中。评论家布鲁斯?韦伯准确地指出，与超小说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于表现文字本身的虚构和生活闹剧一般的武断，卡佛笔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地沉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对这种文体欲言又止的时候，恰恰是超小说大师，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putter-inner）约翰?巴斯，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事实上，卡佛本人一直是很反感“极简主义”这个标签的，而且，他公认的成熟之作《大教堂》，也与他的早期作品有一定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字变得更“慷慨” 了。这本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了近三十种文字的小说集中，收录了卡佛大部分的名篇。《大教堂》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好事一小件》获1983年“欧?亨利小说奖”第一名，并被收入《普施卡特获奖小说集，Ⅶ》。《电话打自何方》选入《1983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高烧》选入《美国短篇小说杰作选》。《好事一小件》和《维他命》一起被改编进了奥特曼的电影《人生交叉点》。《羽毛》也被改编为了电影。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 ，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的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有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50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了吗？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是刚来美国不久后，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卡佛的书的，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的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是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卡佛的小说的。对卡佛的喜爱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我的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同志们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的卡佛会有读者的。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间断断的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的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及《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一书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
　　好事一小件（1）
　
　　周六下午，她开车去了购物中心里的那家面包房。浏览了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纸夹后，她预定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洒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头是一个用红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俩人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须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台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儿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个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要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没注意看路，这个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了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着身摔倒，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样子，停在了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看起来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开车的人挂上档，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了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母亲讲了被车撞了的事儿。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儿吗，宝贝？” 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一下子软了。妈妈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给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受了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吸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只是看起来像在熟睡，但决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后，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看起来终于舒服地休息了。觉得他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早晚的事后，霍华德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一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啊，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自己才可能放松一点。
　　好事一小件（2）
　　
　　霍华德从医院开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才发觉过来，放慢了速度。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一直顺利，令他满意──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得到了商科高等学位，成了一个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而且还当上了父亲。他活得高兴而且一直是幸运的，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混出头来了，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他知道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势变了，那些潜在的莫名力量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
　　他开上车道，停下车，左腿抖起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过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了车，走上了前门。屋子里，狗在叫。他开门摸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叫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着拿起话筒，说道：“我才刚进家门！”
　　“这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拿到耳边，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电话铃就又响起来。他费力地把自己从浴缸里拉出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地穿过房间，一边跑，一边为自己离开医院跑回家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
　　当他拿起话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上。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一边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指指点点，“这些是都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会还这样呢？”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就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逼。听见了，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些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呗。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儿。”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个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手指放在腕口，把脉，又看了看手表。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一个挂在床脚的笔记板上写了点儿什么。
　　好事一小件（3）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大夫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到医院，正在巡视呢。”
　　“我刚才跟她说，她可能应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当然是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的话，你们俩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一个金发大块头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一直睡着醒不了呀，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捂住眼，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在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以后就会来了。”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面，那个小胸脯安静地一上一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安的电话，自打那失神落魄的几分钟之后，现在霍华德才第一次感到一种至深的恐惧，蔓延到他的四肢。他摇头。斯科蒂没事，当然他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而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胳膊上还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啊。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回答并点点头。“咱们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了孩子的脉搏。他翻开了男孩一只眼的眼皮，然后是另一只。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都完了，他走到床脚，研究起笔记板上的图表来。他记下日期，在上面潦草地填了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总醒不了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潇洒男人，有一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蓝色西装，和袖口系着象牙白色的链扣，打着一条条纹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分头，就像他是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似的。
　　“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我想，他的状况本来还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是很快就会醒了吧。”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知道得更详细些了。不过，相信我，除了头骨有毛细破裂外──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没事。”
　　“啊，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就像我说过的一样。当然了，他休克了，”医生说，“有时你们能看到这类的休克案例，就是像这样睡着了。”
　　“现在他脱离危险了吗？”霍华德问，“你说过他不是昏迷，现在这也不是昏迷，对吗，医生？”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回答。
　　“不是，这还不算是昏迷，”医生说着，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处于一种深度昏眠中。这是身体自身选择的一种恢复性的调节措施。他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等其他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儿了。”
　　好事一小件（4）
　
　　“这是某种昏迷吧。”安说。
　　“这还不是，不典型。”医生说，“我不认为是昏迷。反正，现在还不是。他遭受了休克，对于休克，这类的反应是很平常的。这只是对身体创伤的一种暂时性反应。至于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种深层次的，长时段的无意识，可以延续几天甚至几周。斯科蒂还没到那一步，反正就我们看来还没到。我确定他的情况到早晨就会有改善。我敢打赌。过不了不久，他就会醒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当然了，你们留在这儿，还是回家歇一会儿，都可以。要是你们想的话，离开医院一会儿是绝对没关系的。我知道，这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医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安说，“但你不要担心，年轻的母亲，相信我，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现在只是再等等的问题。”他冲她点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手，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前额上，说，“至少他不发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天哪，他感觉冰凉啊。他应该这样吗？你来摸摸看。”
　　霍华德摸了孩子的太阳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来。“我想现在他就应该这样吧。”他说，“他在休克当中，还记得吗？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不是刚刚还在这儿吗？要是斯科蒂有问题，他会说点什么的。”
　　安又站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走回椅子边上，坐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想说点儿什么别的，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安的手放在自己腿上，让他感觉好受了一些。他拿起安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又放回到膝头。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看着孩子，没有说话。不时，他会攥攥她的手。最后，她把手抽了出来。
　　“我一直在祈祷。“她说。
　　他点点头。
　　她说，“我都以为我已经忘了怎么祈祷了，但还是想起来了。我只需要闭上眼说，‘上帝，请求您帮助我们，帮助斯科蒂’，后面的就简单了。词都是现成的了。你可能也祈祷过了？”她对他说。
　　“我祈祷过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祈祷的，噢，我是说，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电话，我开车来医院的路上祈祷的。我一直祈祷着的。”
　　“那太好了。”她说。这时，她才第一次觉得他们是一起经历着这个事故。她吃惊地发现，虽然霍华德一直都在身边，自己也一直需要他，但在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把霍华德关在了门外，没有让他加入进来。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满怀欣慰。
　　还是那个护士走进来，又查了一次男孩的脉搏，也检查了从床头挂着的瓶子里流出来的液体。
　　一个小时以后，另一个医生走进来。他说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长着浓密的胡子，穿着懒汉鞋，西部牛仔衬衣和一条牛仔裤。
　　“我们要带他下楼再照几张片子，”他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再照几张照片，还想做一个扫描检查。”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这个新医生和床之间，说，“我以为你们做过所有的X光检查了。”
　　“恐怕还得再做些，”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再需要几张片子，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检查。”
　　“天哪！”安说。
　　“对于这类病例来说，这完全是常规程序。”这个新医生说，“我只不过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还没醒过来。都是常规的内科检查，不用担心。我们待一会儿都带他下去。”
　　好事一小件（5）
　　
　　没多久，两个医务人员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都是黑头发、深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帮男孩解开管子，搬到轮床上的时候，他们互相用外语说了几句话，推着孩子走出了房间。霍华德，安和他们一起上了同一个电梯。安凝视着孩子。电梯开始下降的时候，她闭上了眼。医务人员站在轮床的两边，什么都没说，只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了一句，另一个人慢慢地点头作为回复。
　　后来，那天早晨，就在阳光开始照亮X光科外面的候诊室的窗户时，他们把男孩推出来，送回到了他的房间。霍华德和安又和他们一起坐同一个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边。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偶尔，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会离开房间，下楼到餐厅喝咖啡，然后像是突然醒悟过来，感到了负罪感似的，从桌旁站起来，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医生又来过一次，检查了男孩后，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正在改善，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再是前一晚来过的那位──不时走进来。
　　一个化验室来的年轻女人敲门，走进来。她穿着白色轻便裤和宽松上衣，拿着一小碟东西，放在床边上的架子上。没有和霍华德和安说一个字，她就从男孩的胳膊上抽了血。女人在孩子胳膊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的时候，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要求做的。”女人回答，“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说，抽这个的，我就抽呗。不过，他到底怎么了？这个小可爱。”
　　“被车撞了，”霍华德说，“司机撞完人，就跑了。”
　　年轻女人摇摇头，又看了看孩子，拿着托盘走了。
　　“他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安说，“霍华德？这些人得给我点儿答案呐！”
　　霍华德什么都没说。他重新坐到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搓自己的脸，看着儿子，然后身体向后靠，闭上眼，睡着了。
　　安走到窗旁，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又是晚上了，汽车亮着灯，开进开出。她紧握住窗台，站在窗口，心里明白他们真是出事了，而且很严重。她很害怕，牙齿直打战，非要合紧嘴才能控制住。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前，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然后什么人，谁都行，会开车带她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她一下车就能看见斯科蒂正在等着自己，喊着妈妈扑到她的怀里。
　　一会儿，霍华德醒了，又看了孩子一眼，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旁，站在安的身边，和她一起愣愣地看着外面的停车场。他们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却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内心，就像是他们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起来。
　　门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这次他换了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中分，看起来好像刚刚刮过脸。他径直走到床边，检查了男孩。“他现在应该已经醒了。没理由这样啊。”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已经出了危险期。当然，他要是醒了，大家的感觉都会更好些。没理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他现在还不能恢复知觉。很快了。噢，对了，他醒了的时候，头会很痛，那没跑儿的。不过，他的所有迹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好事一小件（6）
　　
　　“那，现在这是昏迷了？”安问。
　　医生搓着自己光滑的脸颊，说，“在他醒过来以前，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说。你们肯定累坏了。这很痛苦，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太痛苦了。你们可以出去走一会儿，对你们有好处。要是能让你们感觉好一些，我还可以在你们出去的时候，派一个护士过来看护。去吧，吃点儿东西。”
　　“我什么都不吃。”安说。
　　“当然，你们需要做什么都行，”医生说，“反正，我想跟你们说，所有的迹象指标都很好，化验结果也都是阴性的，什么问题都没出现，只要他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
　　“谢谢，医生。”霍华德说完，又和医生握了一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得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况，”霍华德说，“首先，‘懒虫’就该喂了。”
　　“给邻居打电话，”安说，“给摩根家打一个。你要跟他们说，谁都能把狗喂了。”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为什么不回家呢，看看都怎么样，再回来？对你有好处的。我就待在这儿，陪着孩子。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保持体力。即使等他醒过来，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好一阵子呢。”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懒虫’，也喂你自己。”
　　“我已经回过家了，”他说，“我回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去一个小时，洗洗换换，再回来。”
　　她试图考虑自己要不要回去，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又试着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她说，“可能我应该回家几分钟，可能要是我不是每秒钟都坐在这儿，他就能醒了，他就会好了呢。你明白吗？要是我不在这儿，说不定他倒会醒过来。我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去喂‘懒虫’，然后回来。”
　　“我就在这儿，”霍华德说，“你走吧，回家吧，亲爱的。我会仔细守着。”他的眼睛眯缝着，布满血丝，就像他喝了很长时间酒一样。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已经又冒出来了。她摸他的脸，又把手伸回来。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可以暂时不需要说话，也不用和别人分享他的忧虑。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钱包。他帮她穿上了大衣。
　　“我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她说。
　　“回了家，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他说，“吃点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再坐下来，歇一会儿。会让你焕然一新的，你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回来。咱们试着别担心了。你听见弗朗西斯医生都说了什么了。”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会儿，想要回想起来医生说过的话，努力寻找着细节，任何有言外之意的暗示。她想要回想起他弯腰检查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变了。她甚至还记得他翻开孩子的眼睑，听孩子的呼吸时，他的五官的构图。
　　她走到门口，转过身，看了看。她看着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亲。霍华德点点头。她迈出房间，在身后带上了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的尽头，寻找电梯。在走廊的尽头，她向右拐进一个小小的候诊室，里面一家黑人坐在柳条编的椅子上。有个中年男人穿着咔叽布的衬衣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壮硕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牛仔服，梳着一头小辫，抽着烟，身体在椅子上伸展开，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安进屋的时候，一家人的眼睛都随着安摇摆。小桌子上扔满了汉堡包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
　　好事一小件（7）
　　
　　“弗兰克林？”那个体积很大的女人醒过来问，“是不是关于弗兰克林的事？”她睁大眼睛说，“告诉我呀，夫人，弗兰克林有什么消息了？”她努力想要把自己从椅子上拽起来，但那个男人已经拉住了她的手臂。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坐在椅子里转了一个方向。他摇着头，低头看着桌子，又看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弗兰克林正在做手术。有人扎了他。想要杀了他。一个聚会里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没招谁没惹谁的。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一切都好，我们只能做这些了。”他稳稳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个小女孩一样，她也还看着安。安看看那个妇人，她头一直低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那个女人的嘴唇安静地移动，说着话。她有一种冲动想要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再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就好了。她希望自己能多聊几句。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门关着，她等了一会儿，仍然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斜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叫。她走到门前，门没锁。她进屋开开灯，坐上一壶水等着沏茶，又打开一些狗粮，在后面的走廊里喂给“懒虫”吃。狗饥饿地小口紧吃，并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话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刚早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说吧。”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说，“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儿？”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那个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了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一个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她儿子的消息。她要求和她丈夫说话。她说，这是个紧急情况。
　　她等着，指间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觉得肚子不舒服。她给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后面的走廊里走过来，躺在她的脚边上，摇着尾巴。安拽它的耳朵时，它趁机舔了她的手指。霍华德出现在电话那边。
　　好事一小件（8）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扭电话线，“他说，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
　　“斯科蒂挺好啊，”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睡着呢。没有任何变化。你走以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大夫。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的电话，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儿。”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了，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点儿果汁，或吃点儿什么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天早晨八点，弗兰西斯医生还会再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跟咱们说。一个护士这么跟我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的。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了一句。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儿。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个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神经病，不知怎么的发现了斯科蒂的事儿。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本来想好的那样，洗个澡，七点来钟的时候回来，医生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现在的状况很稳定。”
　　“我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了衣服，钻进浴缸，没花时间洗头发，就匆匆忙忙出来擦干了身子。换上干净的内衣，毛料休闲裤，和一件毛衣外套，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来上车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路游移到那个黑人家庭上，她还记得他们姓弗兰克林，还记得那张被汉堡包包装纸覆盖的桌子，还有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直抽着烟，盯着她看。
　　别要孩子。”安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自己脑子里回想起的那个女孩说，“为了上帝，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上岗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这已经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播叫麦迪逊医生。护士走在安前面下来，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起被安上电梯时打断了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个黑人家庭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椅子凌乱得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下来一样。仍旧是同样的那些杯子和废纸乱七八糟地盖住桌面，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屁股。
　　她停在护士站边上。一个护士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叫弗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那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护士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旁边，读一个表格。她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好事一小件（9）
　
　　“他去世了。”护士一边拿着梳子，一边盯着她说，“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的，”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里。我猜他是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不过是好奇弗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
　　她走过走廊。昨晚，安没有注意电梯的门。现在，她发现电梯门和墙壁是同一个颜色。门滑动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来一台沉重的手推车。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一个笔记板。然后弯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了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吞吞的食物散发出讨厌的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了自己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旁。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着，走到床边上，钱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稍稍地向里收拢起来。
　　“我以为他得到今儿早晨八点才来呢。”她立刻说。
　　“还有一个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个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正在抽缩着。“他们说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查，安。他们打算做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醒不了。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或是脑震荡的问题。是他头骨里面出了事，他们觉得是跟骨裂有关。所以他们要做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猜那时你已经出家门了。”
　　“啊，天哪！”她说，“啊，什么，霍华德，什么！”她说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华德叫，“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头。
　　男孩刚刚睁开眼，又合上了。现在，他又睁开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孩子的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滞留了一会儿，又接着移动开了。
　　“斯科蒂！”他的妈妈叫着，扑到床边。
　　“嗨，斯科蒂！”他爸爸说，“嗨，儿子！”
　　他们斜靠在床边。霍华德拉着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弯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额上吻了又吻。她双手捧住孩子脸颊，叫着，“斯科蒂，亲爱的，是妈妈爸爸啊。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表示。他张开嘴，眼睛蜷缩地合上，嚎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他的脸看起来放松下来，也柔软起来。他的嘴唇分开，最后的呼吸从喉咙里喘出来，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呼出。
　　医生们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还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要是能早点发现，并立即动手术，说不定还能挽救。但即使那样，成功的机率也是几近于无。再说，他们能怎么找到这个堵塞呢？不管是X光还是别的检查，都没发现任何问题呀。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说着，带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一个医生正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看着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医疗器械传送室的绿色制服，松垮跨的绿裤子绿上衣，还有一顶绿帽子盖住他的头发。他看了看霍华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医生，站起身，关了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开始用一种低沉又安慰的语调说起来。有一次，他还倾斜着身体，拥抱了安。她能感到医生的胸脯均匀地顶着她的肩膀，一起一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她。霍华德去了洗手间，但没关门。在痉挛般的痛哭之后，他放水洗了把脸。他走出来坐下，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电话。他看着电话，好像是要决定该先做些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电话。
　　好事一小件（10）
　
　　“现在我还能再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别的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像是没法理解他说的话。
　　医生送他们走到医院的前门。这是上午十一点。人们正出出进进。安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勉强，不情愿地迈动脚步。她觉得是弗朗西斯医生要他们离开，而他们本应该留下来的，留下来才是他们该做的事。她向外看着停车场，然后回头看着医院的门前，摇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不能就把他扔在这儿，不能。”她听自己这样说，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只是些电视里人们面对暴力或是突然的死亡时，吃惊地说出的话。她想用她自己的语言。
　　“不行。”她说，不知怎么的，记忆里那个黑人女人懒洋洋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行。”她又说了一遍。
　　“今天，过一会儿，我还会跟你联系，”医生正和霍华德说话，“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些事情要整理弄清楚，我们才能满意。有些问题还需要澄清。”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噢，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华德看看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过头看着医院。
　　在家里，安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发上。霍华德关上了孩子屋的门。他打开咖啡壶，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来是想把散落在客厅里的那些孩子的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
　　“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上，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圈子。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稍后，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应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有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车旁边，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脚地拿着自行车，整个车身都斜压在他身上。他拿着车，橡胶踏板扎出来顶在他的胸上。他转动起车轮子。
　　给她妹妹打完电话后，安挂上电话了。就在她找另一个电话号码时，电话响了起来。刚响过第一声，安就接起了话筒。
　　“喂。” 她听见背景里嗡嗡的轰鸣声。“喂！”她又问了一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是谁呀？你想要什么？”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好事一小件（11）
　
　　“你这个邪恶的混蛋！”她对着听筒大喊，“你太过分了，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头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听筒，只能听见断线后的忙音。
　　之后很久，就在午夜之前，就在他们处理完了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他挂了，”霍华德说，“甭管他是谁，他挂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混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说。
　　“你能听见什么吗？”她问，“背景里？噪音，什么机器的轰鸣声？”
　　“没有啊，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他说，“再说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听。我倒是觉得有电台音乐的声音。对，有个电台广播。我就能听出那个来。到底在广播什么，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她摇着头说，“要是我能，要是我能抓住他就好了！”
　　突然，她明白了过来。她知道他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把椅子从桌子边上一把推开，站起身，说，“开车带我去那个购物中心，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定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身，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殊预定”。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好事一小件（12）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
　　“这儿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正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将将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的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消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把打牌用的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还有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在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是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能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每个人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
　　“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他们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要说的话。当他讲起孤独，讲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的怀疑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他讲起那些他为了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成百个，不，现在要有成千个了。还有那些生日，光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的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羽 毛（1）
　　
　　巴德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有一天，他叫我和弗兰一起去他家吃晚饭。我不认识他爱人，他也不认识弗兰，两下就算扯平了。不过，我和巴德是朋友，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小孩，小孩应该有8个月大了。这8个月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么长的时间都他妈的去哪里了呢？
　　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一盒雪茄到班上，吃午饭的时候，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荷兰大师” 牌的。每一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包装纸上写着“是个男孩！”几个字，挺显眼的。我不抽雪茄，但还是拿了一根。“再拿两根。”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我也不喜欢雪茄，是她的主意”。我知道他说的是他老婆，奥拉。
　　我从没见过巴德的爱人，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是个周六下午，无聊得很，便给巴德打了个电话，看他有什么玩的计划。是她接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她的声音：“喂——”我一下子有些发懵，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巴德倒是跟我提起过几回，但我总是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她又说了一遍“喂——”我能听见那边电视正开着。然后她问：“谁呀？”我听见小孩开始闹了。“巴德！”那个女人喊。“怎么了？”我听见巴德的声音。我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在班上见到巴德，我没提打过电话的事，不过，还是兜着圈子让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奥拉。”他说。奥拉，我对自己说。奥拉。
　　那天，我们在午餐室里喝咖啡的时候，巴德跟我说：“没什么事，就我们四个。你和你媳妇儿，我和奥拉。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起聚聚。晚上七点左右来吧。她六点喂小孩，之后弄孩子睡觉，咱们就吃饭。我们的地方不难找，这是地图。”他递给我一张纸，画满了线条，标示着大街小巷路口之类的，还有箭头表示着东西南北的方向。一个大“X”子就是他家了。我说：“太好了，很期待的聚会啊。”不过，我发现巴德好像并不太兴奋。
　　那天晚上看电视时，我问弗兰去巴德那儿要不要带点东西。
　　弗兰反问我：“比如说带什么？他说要我们带什么了吗？我怎么知道带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她耸着肩，瞥了我一眼。
　　我跟她谈过巴德的事，但她不认识他，也不大想认识他。“我们可以带瓶葡萄酒去。”她说，“不过我无所谓。要不你就拿瓶酒吧。”她甩了甩头，长发摇摆在她肩头。她似乎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咱操什么心呀？你惦记点儿我、我想着点儿你就行啦。
　　“过来，”我向她摆摆手。她朝我这边靠了一点儿，让我一把能够抱住她。弗兰的金发散在背后，清新得像夏季里的一杯饮料。我捻起她的头发，用力地闻，手缠绕在发丝里面。她让我抱她，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双手抱着她。
　　头发会挡住她的眼睛时，她会很生气，一边把头发拨到肩后一边抱怨：“这头发真是一堆麻烦。”弗兰在一家奶品厂工作，上班时要把头发盘起来。每晚回家都得洗一次头，然后边看电视边不停地梳理。偶尔她也会威胁说一定要把它剪了，但我想她不会的。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头发，她知道我对她的头发喜欢得都有点儿疯狂了。我对她说过我就是因为她的头发才爱上她的。我告诉她，如果她剪了头，说不定我就不爱她了。有时我会叫她“瑞典人”，因为瑞典人都有一头金发。“瑞典人”这个外号，她还能凑活地接受。在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晚上，她会一边梳着她的长发，一边和我一起大声地说出我们希望拥有的东西，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比如一辆新车，那曾是我们的愿望之一。我们也曾盼望过能一起到加拿大玩两个礼拜。但从来没有盼过的一个愿望，就是孩子。我们还没有孩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孩子。可能以后会想要吧，我们互相这样说过。反正我们现在不想要，等以后再说吧，以后什么时候呢？我们想我们可能就这样一直等下去了，一直等到以后。
　　羽 毛（2）
　
　　有时晚上我们会去看电影，要不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弗兰会为我烤些吃的东西，不管烤什么，烤得怎么样，我们都会一口气吃完。
　　“他们可能不喝葡萄酒。”我说。
　　“就带葡萄酒吧。”弗兰说，“要是他们不喝，那咱们就自己喝”。
　　“白的还是红的？”
　　“再带点儿甜品。”她没搭理我，“不过，带什么都行，我真的无所谓。巴德是你的朋友，这是你的聚会。咱们可别太当回事，小题大作的，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我做个覆盆子咖啡蛋糕吧，或者什么别的点心。”
　　“他们会准备点心的。”我说，“你不会请人到家里吃饭而不做个饭后甜点的。”
　　“他们可能做个大米布丁，哦，甚至果子冻之类的我们不爱吃的东西。”她说，“我都没见过那个女的，怎么知道她会做什么？如果她给我们吃果子冻怎么办？”
　　弗兰摇着她的头。我耸了耸肩。不过她说得有道理。
　　“那些巴德给你的老雪茄——”她接着说，“带上点儿。那样你们就可以饭后到客厅去抽点雪茄喝点葡萄酒，就像电影里那些人那样。”
　　我说：“行，那就带上咱们自己的点心。”
　　弗兰说：“咱们就拿一条我做的面包吧”。
　　巴德和奥拉住在离城差不多20英里的地方。我和弗兰在这儿已经住了三年了，唉，却还没怎么在这边的乡间兜过风。车子开在这些蜿蜒小路上的感觉真好。刚刚傍晚，天气又好又暖和，我们看见了牧场，栅栏，还有正向着老畜棚踱步的奶牛。我们看见了栅栏上黑色的山鸟长着红色的翅膀，鸽子绕着干草棚兜圈子。还有花园之类的，野花盛开，一幢幢小房子躲开大路远远的待着。
　　我对弗兰说：“咱们要是能在这儿有个房子就好了。”只不过是随便想想，只不过是又一个不会实现的愿望吧。弗兰没有答话，她正忙着看巴德给的那张地图。我们开到了一个他标示该出去的路口，然后按照地图说得那样右拐，又开了整好3.30英里。路左边，我看见了一片玉米地，一个邮箱，还有一条长长的砂石铺的车道。车道的那一头，几棵树后面是个带门廊的房子，房顶上有根烟囱，因为是夏天，当然没有烟袅袅升起。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景象，对弗兰说了我的感觉。
　　她却对我说：“那只不过是些树杈子。”
　　我把车拐了进来，车道两旁都是玉米，长得比车还高。我能听见下面砂石嘎扎嘎扎地咬嚼轮胎的声响。把车开到房子跟前之后，我们看见了一个花园，里面的藤蔓上挂着些绿色的东西，篮球般大小。
　　“那是什么玩意？”我问。
　　“我怎么知道？”弗兰说，“可能是南瓜。不知道！”
　　“哎，弗兰，”我说，“放松点儿。”
　　她什么话都没说，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又松开了。车开到房子跟前时，她关上了车上的收音机。
　　前院里立着一个婴儿摇篮，几件玩具散放在门廊下。停车的时候，我们忽然听到了可怕的嚎叫声。对，没错，屋子里面有个会啼哭的婴儿，不过那声响可真够冲的，对于一个婴儿来说，音量未免是过于高了。
　　“什么声音？”弗兰问。
　　谁想这时一只像秃鹰一样大小的东西从树上重重地拍打着翅膀飞下来，直冲冲地落在车前面。它浑身颤抖，伸着长长的脖颈扭向车这边，抬起头，打量着我们。
　　“该死的！”我说着，呆坐在车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凝视着那个家伙。
　　羽 毛（3）
　　
　　“你能相信吗？”弗兰对我说，“我以前还从没见过一个真的呢”。
　　我们当然都知道那是只孔雀，但我们谁都没说出声。我们只是看着它，看着它昂头伸向空中，又粗糙地大叫了一声。它的羽毛乍楞起来，弄得它整个身子比刚才落下的时候大了一倍。
　　“该死的！”我又说了一次。我们坐在车的前座上一动没动。
　　孔雀又向前移动了一点，头侧向旁边，绷着劲儿，明亮而充满野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尾巴翘起来，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伸展开，闪烁着彩虹上有的每一种颜色。
　　“天哪！”弗兰小声地说，手放到我的膝头。
　　“该死的！”真没什么别的可说的了，我只能又骂了句。
　　孔雀又发出了那哀号的声音：“喵嗷，喵嗷！”要是在深夜里、又是第一次听见这动静，我真会以为是什么人要死了，或是什么疯狂而危险的东西走过来。
　　前门开了，巴德一边系着衬衣扣子，一边走到门廊上。他头发湿着，像是刚冲完淋浴。
　　“闭嘴，乔伊！”他对那只孔雀说，又冲着它拍了拍手。那家伙向后蹭了蹭。“够了。这样就对了，闭上嘴。你这个老坏蛋，闭嘴！”巴德走下楼梯，边朝车这边走过来，边把衬衣塞到裤子里面。他穿着他上班总穿的衣服──蓝牛仔裤和粗斜纹的棉布衬衣。我穿着便裤和短袖运动衫，还有一双不错的平底鞋。看了巴德的穿着，我有些不高兴，自己出门前过于当回事地打扮了一番。
　　“很高兴你们能来，”巴德走到车旁说，“来，进来吧”。
　　“哎，巴德。”我冲他打着招呼。
　　弗兰和我下了车。那只孔雀向一旁挪了一点，犹豫不决地摇闪着它的脑袋，一副坏相。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它保持着距离。
　　“还好找吗？”巴德问我。他没有看弗兰，等着我来介绍。
　　“你给的方向很好找。”我说，“哎，巴德，这是弗兰。弗兰，这是巴德。你的事她可都知道呢，巴德”。
　　他笑了，和弗兰握了手。弗兰比巴德高，巴德看她需要向上抬点儿头。
　　“他经常提起你。”弗兰边说边把手撤了回来，“巴德这个，巴德那个的。在这里，你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似的，成天价说，说得我感觉像早就认识你一样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留神看着那只孔雀。孔雀正向着门廊这边靠近。
　　“这就是咱哥们儿!他就应该念叨我!”巴德说完，朝我咧嘴笑了笑，又轻轻打了我胳膊一拳。
　　弗兰一直拿着她的那条面包，局促得有些手足无措。她把面包递给巴德说：“我们给你们带了点儿东西来。”
　　巴德接过面包，翻过来看了看，就像那是他见过的第一条面包似的。“你们太客气了。”巴德把面包举到脸旁，使劲地闻。
　　我告诉巴德：“是弗兰烤的面包”。
　　巴德点了点头，说：“走，我们进去吧，见见我老婆，孩子他妈”。
　　他当然是在说奥拉。这儿只有奥拉是个母亲。巴德告诉过我他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爸爸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也离开了他。
　　巴德开门的时候，孔雀噌的一下蹿到我们的前面，跳上门廊，它也想进屋里去。
　　“啊！”孔雀挤到弗兰腿上时，弗兰叫了一声。
　　“乔伊，该死的！”巴德说着，重重地打了孔雀的前额一下。孔雀在门廊里后退了几步，摇摆着身躯，尾部的翎毛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巴德装出要踢它的样子，孔雀又向后退了退。巴德帮我们开门时说：“奥拉总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放进屋。过不了过久，它就要到他妈的桌子上吃饭，到他妈的床上睡觉了。”
　　羽 毛（4）
　　
　　一进屋，弗兰就站住了，回过身看着门外的玉米地。“你这地方真好！”她说。巴德还扶着门，说道：“是啊，是挺好的，你觉得呢，杰克？”
　　“当然啦。”我没想到弗兰会突然这样说
　　“这种地方也不都像你们夸的那样好。”巴德说着，仍旧扶着门，向孔雀做出一个威胁性的动作，招呼我们说：“快走快走，慢一下都不行。快请进，伙计们”。
　　我指着窗外问：“哎，巴德，那里种得是什么呀？”
　　“西红柿。”巴德回答。
　　“咱们的农民很有一套啊！”弗兰摇晃着脑袋说。
　　巴德笑了。我们进了屋，客厅里一个小个子的丰满女人正等着我们，头发盘成了一个圆髻，手揣在围裙兜里。她满脸通红，让我以为她可能是喘不过气，或是在生谁的气什么的。她扫了我一眼，目光就移到弗兰身上。不是那种冷淡的眼神，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弗兰看，脸继续泛着红。
　　“奥拉，这是弗兰。这是我朋友杰克，我总和你说起的那个家伙。伙计们，这是奥拉。”巴德边说边把面包递给了奥拉。
　　“这是什么？”她说，“啊，自家做的面包，太好了，谢谢。随便坐吧。别客气。巴德，你还不问问人家想喝点儿什么。我炉子上正做着东西呢。”奥拉说着，拿着面包走回了厨房。
　　“请坐。”巴德说。弗兰和我扑扑通通地坐在沙发上。我找着我的香烟。 “这有烟灰缸，”巴德说着从电视机的顶上拿下了个很沉的东西。“用这个。”他边说边把那东西放到我面前的咖啡桌上，是那种做成天鹅模样的玻璃烟灰缸。我点了烟，把火柴扔到天鹅背上开的口子里，看着一缕细烟从天鹅身子里飘出来。
　　彩色电视正开着，我们就看了一会儿。屏幕上，几辆赛车撕裂在赛道周围，播音员的语调既沉重，又像正隐瞒着什么令人兴奋刺激的消息。“我们还要等正式的官方确认……”播音员说。
　　“你们想看这个嘛？”巴德问。他还站在那儿。
　　我说我无所谓。我是真的无所谓。弗兰耸了耸肩，像在说，看这个还是别的，对于她都没区别。反正今天就这样交待了。
　　“就差最后的20多圈了。”巴德说。“现在赛道已经封了。刚才的撞车事故可真严重，半打车撞到了一起。几个司机受了伤，还没说伤得有多重。”
　　“别换了，”我说，“咱们就看这个吧”。
　　“说不定真有辆车会他妈的在我们眼前爆炸呢。”弗兰说，“要是冲到看台上才来劲呢，撞翻那个卖油晃晃的热狗的家伙！”她的手指间夹着一缕头发，眼睛盯在电视上。
　　巴德看了看弗兰，看她是否在开玩笑。“那个撞车可真是够厉害的。一个接一个的。车，车的零件，还有人，飞得到处都是。好啦，你们想喝点儿什么？我们这儿有麦芽酒，还有瓶‘老乌鸦’。”
　　“你喝什么？”我问巴德。
　　“麦芽酒。又凉又好喝。”
　　“那我也喝麦芽酒。”
　　“我来点儿‘老乌鸦’，再来点儿水吧”，弗兰说，“放在一个高玻璃杯里，行吗？来点冰。谢谢啊，巴德”。
　　“行。”巴德说。他又瞥了眼电视，就进厨房了。
　　弗兰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冲着电视的方向努了努嘴。“看那上面。”她低声说，“看见了吗？”我看了过去，电视机上边，放着一个细长的红色花瓶，瓶子里插着几枝雏菊。花瓶旁边的桌布上，坐着一个熟石膏塑的牙齿模型，那该是世界上最参差不齐的牙齿模型了。这个恶心的家伙上面，既没有嘴唇，也没有下巴，就那几颗老石膏牙，塞在一块厚厚的像黄色口香糖的东西上。
　　羽 毛（5）
　
　　就在这时，奥拉拿着一罐果仁和一瓶啤露 走出来，围裙已经脱掉了。她把那罐果仁放在咖啡桌上的天鹅旁边，冲我们说：“自己拿啊。巴德正给你们拿饮料呢。”说这话时，奥拉的脸又红了起来。然后，她坐到一个老藤条摇椅上，晃悠了起来。她边喝着啤露，边看电视。巴德拿着个小木质托盘走出来，上面放着弗兰要的威士忌和水，还有我和他的两瓶麦芽酒。
　　“要玻璃杯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他轻拍一下我的膝头，转向了弗兰。
　　弗兰接过玻璃杯，说了声：“多谢。”又开始盯着那些牙齿看。巴德也顺着她看的方向看过去。电视里，赛道四周，车在嚎叫。我拿起麦芽酒，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牙齿可不关我的事。
　　“那是奥拉整牙前牙齿的模样。”巴德对弗兰说，“我已经习惯它们了，不过我猜，它们摆在那上面，看起来挺可笑的吧。天知道她为什么还要留着这玩意儿！”他看了看奥拉，又看着我，冲我眨了眨眼。他坐在“懒虫” 躺椅上，翘起二郎腿，边喝着麦芽酒，边盯着奥拉。
　　奥拉的脸又红了。她握着酒瓶，喝了一口，然后说：“留着它们，是为了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什么”。
　　“什么？”弗兰问。她本来正翻弄着那罐果仁，想找点儿腰果吃。弗兰停了下来，看着奥拉。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弗兰看着那个女人，等着她说话。
　　奥拉的脸又一次红起来。“我有很多事都该感谢他。”她说，“这牙齿就是我要感谢的事情之一。留着它们是要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多少。”
　　她喝了一口啤露，放下瓶子对弗兰说：“你的牙很漂亮，弗兰。你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但我的牙，我小时候，它们全是坏的，咯咯棱棱的。”她用指甲敲了敲前面的两颗门牙，接着说，“那时我爸我妈没钱给我整牙。我的牙只能生下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的前夫也不关心我的样子。对，他不管。他唯一关心只是他的下一瓶酒从哪里来。他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酒瓶子。”她摇着头，“后来巴德出现了，把我从那堆乱摊子里救了出来。我们在一起后，巴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得把这些牙修理修理。’那个铸型就是在碰到巴德后不久，在我第二次去见整牙医生时做的，就在装上整牙支架之前。”
　　奥拉的脸一直红着。她看着电视，喝着啤露，似乎再没什么要说的了。
　　“那个整牙医生肯定是个天才！”弗兰边说，边看着电视机上面那排像是恐怖表演一样的牙齿。
　　“那医生确实好极了！”奥拉说着转过身来，“看见了吗？”她张开嘴，又给我们展示了一遍她的牙齿，这次她一点儿也不害羞了。
　　巴德早已经走在电视机的前面，拿下了牙齿，走到奥拉身边，把它们放到奥拉的脸颊旁。“看，整形之前和整形之后。”巴德说。
　　奥拉起身从巴德手里拿下那排牙齿。“你知道吗？那个整牙医生本来想要自己留下这个的。”她说话时，把那排牙齿放在了腿上，“我说不行，我提醒他，它们可是我的牙。所以他只能给这个铸型照了张照片。他告诉我他要把照片发在杂志上。”
　　巴德说：“想想那会是本什么样的杂志吧。我琢磨着没什么人要看那种东西吧。”
　　我们都笑了。
　　“等摘下了整牙支架，我笑的时候总还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就像这样——”奥拉说，“现在我有时还这样做。习惯嘛。有一天，巴德说，‘你不用那样捂嘴了，奥拉。像这样漂亮的牙齿，你可不用把它们藏起来。你现在的牙齿很好了。’”奥拉看着巴德时，巴德冲她挤了挤眼。她微微一笑，低下了头。
　　羽 毛（6）
　　
　　弗兰喝着她的饮料，我也喝了点儿麦芽酒。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弗兰也一样。但我知道过一会儿弗兰可会有很多要说的了。
　　我说：“奥拉，我有次打电话过来，你接的电话，但我给挂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就给挂了。”我说完，吸了口麦芽酒。我也不知道这时候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来。
　　“我不记得了。”奥拉说，“那是什么时候？”
　　“有一阵子了。”
　　“我不记得。”她摇着头说，用手指摆弄着腿上的牙齿模型，看着赛车比赛，又把椅子摇动起来。
　　弗兰看着我，咬了咬下嘴唇，但没有说话。
　　巴德说：“怎么样，还有什么别的新鲜事说说？”
　　“再吃点儿果仁呀，”奥拉说，“晚饭马上就好了。”
　　里屋传来了哭声。
　　“可别是他！”奥拉对巴德说，做了个鬼脸。
　　“那个小家伙……”巴德说着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看完了剩下的比赛，又跑了三四圈的样子，没有声音。
　　我们又听见一两次婴儿的哭声，令人焦躁地从屋子里面传出来。
　　“怎么搞的？”奥拉说着站了起来，“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家入座了，我只要再把肉汁调好就行了。这家伙又闹起来了，我还是先进去看看孩子吧。你们大家干嘛不过去入席呢？我马上就来。”
　　“我想看看孩子。”弗兰说。
　　奥拉手里还拿着她的牙。她走过去把它们重新放回到电视机上，然后说：“这小家伙刚才可能是着急了，他还不太习惯见陌生人。等等看我能不能哄他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你们就能去看了。”说完走向门厅边的房间，打开门，轻轻地走进去，带上门。婴儿不哭了。
　　巴德关上电视，我们走进餐厅，坐在餐桌旁边。巴德和我谈论起工作上的事，弗兰听着，不时会问个问题。但我能看出她已经腻烦了，也可能是因为奥拉没让她看婴儿，生了气。她随便浏览着奥拉的厨房，翻翻奥拉的东西，手指缠绕起发梢。
　　奥拉回到厨房里时说：“我给小家伙换了块尿布，还给他一个橡皮鸭子玩。他可能能让咱们安心吃饭了，不过也说不准。”她说着，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拿出个平底锅，然后往碗里倒了一些红色的肉汁，把碗放在桌子上，接着又打开几个盆盆碗碗的盖子，看起来是一切就绪了。桌子上有烤火腿，甜土豆，土豆泥，青豆，玉米棒子，和蔬菜沙拉。弗兰的面包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就在火腿旁边。
　　“我忘了拿餐巾纸。”奥拉说，“你们先吃。想喝点儿什么？巴德吃饭时总喝牛奶。”
　　“牛奶好啊。”我说。
　　“我来点儿水吧。”弗兰说，“我自己拿吧，你已经够忙的了，就别再费心来照顾我了。”她欠了欠身，想要站起来。
　　奥拉说：“没事，你们是客人嘛。坐着吧。我去拿。”说着这话时候，她的脸又红了。
　　我们只好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等着。我的脑子里想着那些石膏铸的牙齿。奥拉带回了餐巾纸，还有给我和巴德的各一大杯牛奶，给弗兰的一杯冰水。弗兰说了声：“谢谢。”
　　“别客气。”奥拉说着也坐下了。巴德清了清嗓子，低头做饭前的祷告。他的声音很低，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大概意思我还是明白的━━他是在感谢上苍赐给我们正要消灭掉的食物。
　　“阿门！”巴德祷告完时，奥拉也这样说了一句。
　　巴德递给我盛火腿的盘子，自己来了点儿土豆泥。我们埋头地吃起来，除了偶尔我或是巴德会说句“这火腿真不错”、“这甜玉米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甜玉米”以外，大家几乎没说话。
　　羽 毛（7）
　
　　“面包做的很特别。”奥拉说。
　　“请再给我来点儿沙拉吧，奥拉。”弗兰说，声音好像变得更柔和了一点。
　　“再吃点儿这个。”每次巴德递给我火腿或是红肉汁时都会这样说。
　　不时，我们还会听见婴儿哭闹的声音。奥拉会侧过头去听，确定没什么大事后，满意地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小孩今晚有点儿不高兴了。”奥拉对巴德说。
　　“我还是想看看他。”弗兰又提出来，“我姐姐也有个小孩，不过他们住在丹佛，离着太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一趟丹佛呀？这个外甥，我到现在还一直没见过呢。”弗兰停下来想了想，然后继续吃起来。
　　奥拉用叉子叉了点儿火腿，对弗兰说：“等会儿吧，等他赶快睡着了吧。”
　　巴德说：“这菜还都剩着好多呢。来，大伙再吃点儿火腿和甜土豆。”
　　“我是一口也吃不下了，”弗兰说着把叉子搁在盘子上，“菜做得真好，可我真的是不能再吃了。”
　　“留着点儿肚子，”巴德说，“奥拉还作了大黄派 呢。”
　　弗兰说：“你们大家先吃吧，我吃一小块就足够了。”
　　我说：“我也吃一小块。”其实，说这话只是客气客气。13岁那年，我曾就着草莓冰激凌吃大黄派吃得生了病，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讨厌大黄派了。
　　我们吃光了自己盘子上的东西后，又听见那只该死的孔雀的动静。这次，那个家伙跑上了房顶。听得出来，它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木瓦上走来走去，弄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巴德摇着头说：“乔伊马上就会停下来的，它一会儿蹦累了就去睡觉了，就睡在那些树上”。
　　孔雀又发出了那种嚎叫：“喵奥——”谁都没说话。有什么可说的呢？
　　奥拉冲着巴德说：“它是想进来，巴德”。
　　“哼，它不能进来！”巴德说，“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我提醒你一下：我们今天有客人！人家不想和只该死的鸟坐在一起。那只脏鸟，还有你的那排旧牙！人家会怎么想？”他摇着脑袋，笑了。我们都笑了。弗兰也和我们一起笑。
　　“它不脏，巴德。”奥拉说，“你是怎么了？你不是挺喜欢乔伊的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脏了？”
　　“就从那次它在咱们的毯子上拉屎开始，请原谅我这不雅的语言。”他对弗兰说，“我得跟你说，有时我真想掐死这个老家伙。不过它都不值得一杀，是不是，奥拉？有时，大半夜的，它的叫声能把我从床上提搂起来。它现在连个屁都不值，是不是，奥拉？”
　　奥拉对巴德的废话摇摇头，又盛了点儿青豆放到自己的盘子上。
　　“你最开始是从哪儿弄来这个孔雀的？”弗兰想知道。
　　奥拉抬起头说：“我一直想养只孔雀。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张孔雀的照片，我就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我的床头，保留了很长时间。后来等我和巴德有了这个地方后，我觉得有机会了。我说，‘巴德，我想要一只孔雀。’那时巴德还嘲笑我呢”。
　　“不过我还是到处帮她打听来着，”巴德说，“我听说邻村里的一个老家伙养这东西。他管它们叫天堂鸟。为了这只天堂鸟，我们花了一百块。”他边说边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上帝，我可给自己找了个品位昂贵的女人呦。”他冲奥拉咧着嘴笑。
　　“巴德，”奥拉说，“你自己都知道这是瞎说。不说别的，乔伊至少是个好的看门的。”她对弗兰说，“有了乔伊，我们就不用养狗了。它什么都能听得见”。
　　羽 毛（8）
　　
　　“要是等我们过不下去了，很这可说不准啊，我就把乔伊给炖了，”巴德说，“连着毛一锅烩”。
　　“巴德！这可不是好开玩笑的，”奥拉说，但她自己裂开嘴也笑了，让我们又一次好好欣赏了一次她的牙齿。
　　小孩又开始折腾了，这次听起来哭得很凶。奥拉放下餐巾纸，从桌子边站了起来。
　　巴德说：“他真是没完没了。把他抱出来吧，奥拉。”
　　“我也正想这么着儿呢。”奥拉说着去抱孩子了。
　　孔雀又悲叹了一次，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看了弗兰一眼，她把餐巾纸拿起来，又放了下去。我朝厨房窗户那边看了看，外面已经黑下来。窗户敞着，窗框上还有一层纱窗。我觉得鸟的声音是从前门廊那边传来的。
　　弗兰扭过头看着门厅，等着奥拉和那个婴儿。
　　过了会儿，奥拉抱着孩子走出来。我看了一眼，深吸了口气。奥拉坐在桌旁，撑着孩子的胳膊好让他站在自己的腿上，面冲着我们。她看了看弗兰，又看了看我。这次她没有脸红。她在等着我们的评论。
　　“啊！”弗兰叫出了声。
　　“怎么了？”奥拉立刻问。
　　“没事！”弗兰说，“我觉得我看见窗户上有什么东西，像是蝙蝠。”
　　“我们这儿没有蝙蝠。”奥拉说
　　“也可能是只蛾子。”弗兰说，“总之是有个什么东西，算了，不说那个了。嗯，这小孩儿多好啊！”
　　巴德看着孩子，又看了看弗兰。他向后翘起椅子，不住点头，说：“没事，不用担心。我们知道他现在还赢不了什么选美比赛。他不是克拉克?盖博 。不过给他点儿时间。要是他有运气，说不定他能长得像他老爸一样。”
　　婴儿站在奥拉的腿上，看着坐在桌子旁边的我们。奥拉把手向下挪点儿，抱住他的腰，好让他能自己站着，肉乎乎的腿前后颤悠。毫无疑问，这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婴儿。他长得是那样的丑陋，让我无言以对，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我不是说他病了或是有外貌上有什么残疾。不是那回事。就是纯粹的难看。大红脸，鼓眼泡，大贲儿头，还有那又大又厚的嘴唇。可以说根本没脖子，长了三四个肥下巴，从耳朵下面就开始滚下来，更别提那对从光秃秃的脑袋上龇出来的耳朵了。手腕上的肥肉当啷着，胳膊和手指上也都是肉。说他难看都是说轻了。
　　这个难看的婴儿发出奇怪的声音，在他妈妈的腿上又蹦又跳。后来他不跳了，向前斜着身子，肉乎乎的小手想去够桌子上的碟子。
　　我见过不少婴儿，我长大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加一块儿有6个小孩，所以我小的时候老有婴儿在我的周围转。在商店之类的地方，我也见过不少婴儿。不过我以前见过的所有的小孩里面，还都没有能赶得上这孩子的，实在是太丑了。弗兰也凝视着他。我猜她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的个头够大的，是不是？”我说。
　　巴德说：“过不了多久他就壮得能踢橄榄球了。在这个房子里，可绝少不了他吃的。”
　　好像为了证明巴德说的话，奥拉用叉子插了些甜土豆，递到婴儿的嘴边。“他是我的小宝贝，是不是？”她对这个肥肥胖胖的家伙说，好像忘了我们的存在。
　　婴儿向前倾着身子，冲着甜土豆张开了嘴。奥拉把叉子送进入孩子嘴里的时候，孩子一口咬住了叉子，嘴里嚼着，在奥拉腿上不住地摇晃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的凸起，像插头一样塞在什么东西里。
　　羽 毛（9）
　　
　　弗兰对奥拉说：“这孩子真不错。”
　　婴儿的脸皱成一团，又开始折腾起来。
　　“让乔伊进来吧。”奥拉对巴德说。
　　巴德让椅子翘起的腿又重新着了地，说道：“我想咱们至少应该先问问人家是否介意。”
　　奥拉看了看弗兰，又看着我。她的脸又变红了。婴儿还在她腿上兴奋地腾挪跳跃，使着劲想要下来。
　　“我们都是朋友，”我说，“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巴德对奥拉说：“说不定人家不想让屋子里面有只像乔伊那样的老鸟，这点你想到过吗？”
　　“你们介意吗？”奥拉问我们，“如果让乔伊进来？那只鸟今天晚上真是有点儿反常。这孩子也一样。不过这孩子可能是习惯睡前让乔伊进来，和他闹腾闹腾。今晚他们两个看来都不会消停了。”
　　“别问我们了，”弗兰说，“让它进来我没意见。我还从没和孔雀离得那么近过呢。不过，我不介意。”她看了看我，我想她是要我也表示表示。
　　“当然没事！”我说，“让它进来。”我拿起杯子，一口喝光了牛奶。
　　巴德站起来，走过去，打开了前门，又把门廊里的灯打开了。
　　“你孩子叫什么名字？”弗兰想知道。
　　“海拉德。”奥拉回答。她又从自己盘子里拿了些甜土豆给海拉德吃。“他很聪明，小猴子似的那样机敏。你说什么他都明白。是不是，海拉德？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弗兰，你就知道了”。
　　弗兰只是看着她，没说话。我听见前门开了又关了。
　　“他是挺聪明的，那倒不假。”巴德又回到厨房说，“随奥拉她爸。”
　　在巴德的身后，我能够看见那只孔雀正在客厅里转悠，左右来回扭着头，就像你转动手里的镜子，它要左右摇头才能看清楚自己。它不停地抖动着自己的羽毛，声音让人觉得就像是在别的屋里有人洗牌。
　　它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又一步。
　　“我能抱抱他吗？”弗兰对坐在桌子对面的奥拉说，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如果奥拉允许她抱的话，就是帮了她一个忙似的。
　　奥拉把小孩递给弗兰。
　　弗兰试着让小孩老老实实地待在她的腿上，但孩子老是扭动着身子，发出各种声音。
　　“海拉德！”弗兰叫着。
　　奥拉看着弗兰和小孩，说道：“海拉德的爷爷16岁的时候，开始读百科全书，从A到Z，他还真读完了，就在他20岁的时候，他碰上我妈妈前不久。”
　　“老爷子他现在在哪儿？”我问，“他是做什么的？”我想知道一个曾经定下那样目标的人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死了。”奥拉回答我说，但目光仍在弗兰身上。弗兰已经让小孩仰面躺在自己的膝盖上了。她轻轻逗弄着小孩的下巴，并开始模仿儿语和他说话。
　　“他以前是伐木的，”巴德说，“别人砍的树砸在了他身上”。
　　“保险公司赔了妈妈些钱。”奥拉说，“但她都花光了。现在是巴德每个月给她寄些钱。”
　　“也不多。”巴德说，“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钱。谁让她是奥拉她妈呢？”
　　到这个时候，孔雀已经攒够了勇气，开始在一种摇摆颠簸的运动中，从客厅向餐厅这边慢慢靠过来。它头挺到一定的角度，用红眼睛盯着我们。头顶上的枝状羽冠有几英寸高，尾巴上的大羽叶伸展开了。这家伙在离桌子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审视着我们。
　　“他们叫它天堂鸟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巴德说。
　　弗兰没有抬头看，她全部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她开始和小孩玩拍手游戏，婴儿好像挺喜欢。这家伙不再闹腾了。她把他抱起来，轻轻地和他耳语。
　　羽 毛（10）
　　
　　“好，”她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刚才说的话啊。”
　　小孩用自己的凸眼泡注视着她，然后伸手抓住了一把弗兰的金发。孔雀又向着桌子靠近了一点。大家谁都没说话。我们只是平静地坐着。婴儿海拉德看见鸟，松开了弗兰的头发，在她大腿上站了起来，跳上跳下，用自己的胖手指指着鸟，嘴里发出各种声音。
　　孔雀快速地绕着桌子跑向小孩，它的长脖子伸到小孩的腿之间，嘴巴钻进小孩的睡衣里，僵硬的脑袋前后颤动。小孩笑着小脚乱踹，靠背部的移动，费力但迅速地从弗兰的膝盖滑到了地上。孔雀推搡着孩子，好像在和孩子玩什么游戏。弗兰把小孩拉回到自己的腿边，孩子却使劲地挣脱，还想向孔雀爬去。
　　“我简直不能相信。”弗兰说。
　　“这只孔雀疯了，就是这么回事！”巴德说，“该死的鸟不知道自己只是一只鸟，这就是它主要的毛病”
　　奥拉咧着嘴笑，又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牙齿。她看着巴德。巴德冲她点点头，把自己的椅子从桌子边拉开。
　　这真的是个难看的小孩。但，就我所知，这对巴德奥拉来说无关紧要。即使和他们有关系，他们可能也只是想，好，孩子是难看点儿，怎么了？他还是我们的宝贝。当然，现在孩子还小，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久，就会有另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还会有下一个阶段。等所有的阶段都经历过后，最后就会没问题了。他们说不定就是这样想的。
　　巴德接过孩子，把他荡过自己的头顶，直到小孩尖叫起来。孔雀竖起羽毛，注视着一切。
　　弗兰又摇了摇头，衣服上有婴儿刚才弄皱的地方，她把它重新展平。奥拉拿起叉子，吃着盘子里的青豆。
　　巴德把小孩转移到自己的胯部，冲我们说：“还有馅饼和咖啡呢”。
　　在巴德和奥拉家的那晚很特别，我知道那是特殊的一晚。那天晚上，我几乎为自己生命里拥有的一切都感到高兴。我真的等不及想和弗兰单独待在一起，好早告诉她我的感受。那晚，我又许了个愿。坐在桌子旁，我闭上眼，使劲地想。我许的愿是我能永远不忘了那个晚上。在我的愿望里，这一点是实现了的。对我来说，这个愿望的实现是我的不幸。不过那时我当然不会明白到这点。
　　“你在想什么呢，杰克？”巴德问我。
　　“随便乱想。”我说着，冲巴德笑了笑。
　　“发呆呢？”奥拉说。
　　我只是又笑了笑，摇了摇头。
　　那晚，从巴德和奥拉那儿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弗兰说：“亲爱的，用你的种子填满我吧！”她说这话时，我全身都听到了，从头到脚，我大叫着释放出来。
　　后来，当我们的情况变了，有了孩子，等等等等，弗兰总会想起在巴德家的那个晚上，觉得那是一切改变的开始。但她错了。改变是在那之后来的──而当改变真正出现的时候，那改变却好像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什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似的。
　　“操，那些人，还有那个难看的小孩！”有时我们深夜看电视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弗兰就会突然这样说。“还有那只臭烘烘的孔雀，基督耶稣啊，要它做什么啊？”虽然自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过巴德和奥拉，她还是经常说一堆这样的话。
　　弗兰现在已经不在奶品厂工作了，而且很久前就剪了头发。她长胖了。不过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倒是还会在单位里看见巴德。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打开我们午饭的饭盒。如果我问起，他会和我聊奥拉和海拉德。乔伊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有一晚，它飞进了巴德院里的那些树里，就不见了，再没有下来。老死了吧，巴德说。后来那些树被猫头鹰接管了。巴德耸了耸肩。他边吃三明治边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海拉德会成为一名橄榄球后卫。“你真应该去看看那孩子。”巴德说。我点点头。我们还是朋友，这一点一直都没变。不过我和他说话时变得小心了起来。我知道他感觉得出来，他希望不是这样。其实，我也希望不是这样。
　　只有很偶然的时候，他才会问起我的家庭。当他问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大家都挺好。“大家都好！”我说。我会合上饭盒，掏出香烟。巴德会点点头，抿几口咖啡。
　　事实上，我的孩子身上有种喜欢拐弯抹角欺骗的天性。但我不说这个。甚至和孩子他妈我都不谈论这些，连提都不能提。我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少了。谈的话也几乎都是关于电视。但我还记得那晚。我回想起那只孔雀迈开灰色的爪子，绕着桌子缓慢移动的样子。还有我朋友和他老婆站在门廊上和我们说再见的情景。奥拉送给弗兰几根孔雀的羽毛带回家。我记得我们都握着手，拥抱着对方，说这说那。在车里，回家的路上，弗兰紧贴着我坐，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们就这样一路从我朋友巴德那儿开回了家。
　　大教堂（1）
　
　　这个正赶过来到我家过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这次来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亲戚。在亲戚的家里，他给我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商量好了这次来访。他坐火车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我爱人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经在西雅图为这个盲人工作过一个夏天，打那以后，她再没见过他。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录录音带，来回寄来寄去。对于他的来访，我没什么热情，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是盲人这点，也挺招我烦的。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让家里来个什么盲人。
　　在西雅图的那个夏天，她身无分文，急于找个工作。夏末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正在军官培训学校里上学，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不过，那时她爱他，他也爱她，如此等等。她在报纸看到了这条广告：招工──给盲人读材料，后面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过去了一趟，当场就被录用了。整个夏天，她都为这个盲人干活儿，给他读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盲人在县社会公益服务部里有个小办公室，她也帮着收拾整理。渐渐的，他们成了好朋友。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了一些别的事情。
　　她聘期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那个盲人问，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她告诉我，他的手指触摸到了她脸颊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远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经为他的指触写过一首诗呢。她总是想写诗。每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她都会写上一两首。
　　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曾给我看过那首诗。在诗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样滑过她的脸颊。在诗里，她讲了她当时的感触，讲了一个盲人触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时，她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还记得，那时我觉得诗写得不怎么样。我当然没跟她说了。也可能是我不懂诗。我承认，要是我想读什么东西的话，诗歌可不会是首选。
　　不管怎么样吧，当初她最先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未来的军官，是她小时候青梅竹马的恋人。所以，好了，我是在讲，那个夏末，她让一只盲人的手摸了自己的脸，然后说了声再见，就嫁给她的青梅竹马了，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个二等中尉了。
　　那之后，她离开了西雅图，但她和那个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过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动联系了那个盲人。是一天的晚上，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她打通了盲人的电话。她想聊聊。他们就聊了。他请她给他寄一盒磁带，告诉他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她照着做了，把自己的话录进磁带里，寄给了他。在磁带里，她跟那个盲人讲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他们一起在军营里的生活。她告诉盲人，她爱她的丈夫，但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喜欢他丈夫成了整个军工业的一部分。她告诉那个盲人，她正在写一首诗，他丈夫也在其中，是一首关于作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样的诗。诗还没写完，她正在写。那个盲人也录了一盒磁带，寄给了她。她再录一盒。就这样坚持了好多年。
　　我老婆的军官先生去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她从穆迪空军基地 寄过磁带，也从麦克吉尔基地 和麦克康奈尔基地 寄过。最后是在特拉维斯，萨克拉门托附近，那晚她开始感到了孤独，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被隔离开，与人失去了联系。她开始感到，这样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进屋，把药箱里的所有药片胶囊都吞进嘴里，就着一个瓶杜松子酒把它们都冲进肚子里。她去洗了一个热水澡，就不省人事了。
　　大教堂（2）
　　
　　但她没死，她只是恶心得吐了一地。她的军官──他为什么要有名字呢？他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他还想要什么？──从外面回到家，发现了她，叫来救护车。后来，她把这一切都录在磁带里，寄给了那个盲人。这些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磁带里，然后马不停蹄地寄出去。除了每年写一首诗，我想这项活动就是她主要的消遣娱乐了。在一盘磁带里，她告诉盲人说，她决定离开军官，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在另一盘里，她告诉他，她离婚了。当然，关于我和她开始一起双宿双飞，她也告诉了那个盲人。反正在我看来，她没有什么不告诉他的。有一次她问我想不想听听那个盲人刚寄来的磁带。那还是一年以前的事儿。她说，他提到了我。我说好吧，我听听。我给我们两个倒了酒，在客厅里坐下来。她把磁带插进录音机，调了两个转钮，然后按下一个按键。磁带先是吱吱地叫，接着一个人声音很响地说起话来。她调低了音量。几分钟无伤大雅的客套之后，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这个陌生人嘴里蹦出来，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盲人！然后是这句话：“根据你所说的他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有什么事，反正听磁带这事被打断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把这盒磁带听完。可能这样更好，我已经听够了。
　　现在，就是这个盲人要来我家，还要睡在我的房子里。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打打保龄球。”我成心这样对我妻子说。她正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切土豆，土豆片飞出一片一片的扇面。她放下手里的刀，转过身。
　　“要是你爱我，”她说，“你就会为我做这件事。要是你不爱我，好，那你就甭废话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来咱家做客的话，我都会让他感到很舒适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我可没什么盲人朋友。”我说。
　　“你根本就什么朋友都没有。”她说，“就是这么回事。再说，该死的，他的妻子刚死了！你就不明白吗？那个人刚刚失去了他的爱人！”
　　我没回话。她跟我讲过一点儿那个盲人老婆的事儿。她名叫比尤拉。比尤拉！那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名字。
　　“他老婆是个黑人？”我问。
　　“你抽什么疯呀？”我妻子说，“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她拿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它砸在地上，滚到炉灶底下。“你犯什么病呢？”她说，“你喝醉了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就在这之后，我妻子给我补充了更多的细节，远远超过了我所关心的范围。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听着。故事的碎片一点点地落位就座。
　　那年夏天，我妻子离开西雅图以后，比尤拉开始为那个盲人工作。没过多久，比尤拉和盲人就在教堂举办了婚礼。是一个小型的婚礼──谁会想去参加那样一个婚礼？──就他们两个人，再加上牧师和牧师的妻子。但那是个正经八百的教堂婚礼，他说过，那正是比尤拉想要的。那时，比尤拉肯定已经得了乳腺癌。他们两个难分难舍地生活了八年以后──我妻子用的词：“难分难舍”──比尤拉的健康状况急速下滑。她死在了西雅图的一间病房里，盲人坐在病床边，一直拉着她的手。他们结了婚，一起生活过工作过，一起睡觉，当然肯定也性交过，然后这个盲人不得不自己把她下葬。而经历过这一切以后，他都还没有看过这他妈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是理解不了。听了这些，我先是有点替那个盲人感到难过，但又发现自己琢磨起这个女人的一辈子是多么可怜来。想想吧，一个女人永远无法让自己出现在爱人的眼里；一个女人可以日复一日地生活，却从没得到过爱人对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轻描淡写的恭维；一个女人，不管是痛苦还是喜悦，自己的丈夫都永远无法读出自己脸上的表情。可以化妆，也可以素面朝天──他能看出区别吗？要是她想，她可以一只眼涂上绿色的眼圈，鼻孔里钉根向外龇出来的大头针，穿黄色的休闲裤配紫色的鞋，无所谓。我想象着：就在她滑向死亡，那个盲人手拉着她的手，失明的眼睛里淌着泪的时候，她最后可能会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车上，而盲人连她自己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笔微不足道的保险赔偿和半块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币。硬币的另一半跟着比尤拉进了棺材。可怜哪！
　　大教堂（3）
　　
　　时间流逝，妻子已经去火车站接他去了。都是这个瞎子闹的，除了干等着，我无事可做。听见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的时候，我正喝着酒看电视。我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跑到窗边，向外看。
　　我看见妻子笑着停下车。我看见她下了车，关上门，嘴上仍挂着一丝微笑。真是好极了！她走到车的另一边，那个盲人正准备下车。设想一下：这个盲人竟然长着络腮胡子。盲人加胡子！有点儿过了，我对自己说。盲人摸到后座上，拉出一个手提箱。我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关了车门，一路聊天，带他走下车道，又走上前面门廊的楼梯。我把电视关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干手，走到门口。
　　妻子说，“来，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过好多他的事儿。”她笑容满面，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攥了一会儿，才松开。
　　“我觉得就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他说话轰隆隆地响。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然后我说，“欢迎啊，总听她提起你。”我们移动起来，凑在一起像个小组一样，从门廊走进客厅，我老婆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引导着他。盲人用另一只手提着箱子。我老婆不时提醒他，“左转，罗伯特。对了。现在，小心，这有把椅子。好了，就坐这儿吧。这是沙发，我们两周前刚买的。”
　　我谈起以前那个旧沙发，我喜欢那个沙发，但我没提这一点。我想说点别的，闲聊嘛，比如沿着哈得逊河坐火车过来，两旁的风景如何。要是从这去纽约，你应该坐在车厢里的右手边，要是从纽约来这儿，要坐左手边，这类的话。
　　“这趟火车坐过来，感觉还好吗？”我说，“顺便问一句，你坐的是哪一边呢？”
　　“哪边？这叫什么问题？”我妻子说，“坐哪边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右边，”那个盲人回答，“我已经有将近四十年没坐过火车了。上次坐，我还是个小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很久以前了。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感觉了。现在，我的胡子密得都能放得下一整个冬天了，”他说，“反正别人这么跟我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神气，亲爱的？”盲人对我妻子说。
　　“你看起来是卓尔不群，罗伯特。”她说，“罗伯特，罗伯特，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我妻子的眼睛终于从盲人身上移开来，看了看我。我感觉得出来，我现在这样子，是她不太喜欢看到的。我耸耸肩膀。
　　我从没见过，或是认识任何失明的人。这个盲人有四十多快五十岁的样子，块头很足，秃顶，塌着肩膀，就像他是一直扛了重挑子过来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带墨镜。我还总以为盲人肯定都带墨镜呢。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点区别来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窝里瞳孔到处乱转，他自己似乎控制不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怪叫人害怕的。就在我盯着看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左瞳孔向他鼻子那儿扭，而右边的瞳孔则努力保持着不动。但也只是徒劳，因为那只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是愿不愿意，就是自己一个劲儿乱转着。
　　大教堂（4）

　　我说，“我给你倒杯酒吧。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一点儿。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个苏格兰人。”他这个大嗓门，说话可真够冲的。
　　“好的，”我说。老弟！“你当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坐在沙发上，手指摸着他的手提箱。他是在说他的胡子。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给你搬楼上去吧。”
　　“没事，”盲人大声地说，“我上去的时候，顺便再把箱子带上去吧。”
　　“苏格兰威士忌里加点儿水吗？”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猜就是。”我说。
　　他说，“就加一点点。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 ，知道吗？我跟他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
　　我妻子笑起来。那个盲人把手放在胡子底下，慢慢地拢上来，然后再松开，让胡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里都点了一点儿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聊起了罗伯特这次的旅行。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长段飞行，我们已经说过了。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坐火车到这儿。谈到这段旅程，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盲人不抽烟，因为，就像可以猜到的，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的烟。我本以为，关于盲人，我至少还知道这点，当然我也就只知道这点儿而已。不过，这个盲人抽烟可是够凶的，烟蒂一直烧到手指头，紧接着再就点上另一支。他把烟灰缸填满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在餐桌旁坐下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杯。我妻子在罗伯特的盘子上堆满了牛肉块，土豆片和青豆。我又给他用黄油抹了两片面包，说，“这儿有黄油和面包。”
　　我喝了口酒，说，“让我们祈祷吧。”盲人低下了头。妻子看着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我说，“让我们祈祷，电话铃不会响，吃的东西别变凉。”
　　我们埋头吃起来。我们吃光了桌子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像这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就没下顿了。我们不说话。我们只是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我们像在那张桌子上割草一样，吃光了所有的东西。那个盲人吃东西的时候，就好像瞄准好了似的，什么东西在哪，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看着他在肉上纯熟地施展着刀叉，令人欣羡。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又全力以赴地消灭了土豆片，然后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块涂了黄油的面包，一口吃掉了，接下来喝了一大杯牛奶。这中间，偶尔兴之所至，他似乎也不介意扔下刀叉，干脆下手了。
　　我们消灭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半扇草莓派。有一阵子，我们就像吃晕了一样地坐在那儿，脸上淌满汗珠。最后，我们从桌旁站起来，把一片杯盘狼藉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地径直地走进客厅，重新陷进我们之前的座位里。罗伯特和我妻子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起又喝了两三杯酒。他们谈论起最近十年里，各自都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听着，偶尔也会插两句话，为了不让那个盲人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房间，也为了不让我妻子以为我自己觉得受了冷落。他们聊着这十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身上！我一直地等着我的名字会出现我妻子那甜美的嘴唇上：“然后，我亲爱的丈夫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但都是白费工夫，我半个字都没听到。只有罗伯特这个，罗伯特那个。罗伯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一点儿，一个瞎子万事通。最近干过的事是，他和他妻子分销安利的产品，我猜他们就是靠这个挣点钱养家的吧，至少以前是。这个盲人还是个业余无线电收发员。他用他的大嗓门讲了他和很多业余同行之间的通话，那些人有来自关岛的，菲律宾的，阿拉斯加的，甚至连塔希提岛的人都有。他说，要是他什么时候想去那些地方旅游，他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不时把他张瞎了眼的脸转过来，冲着我，手托着胡子向我问这问那。现在这个工作，我干了多久了？（三年。）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不。）会一直干下去吗？（有什么可选择的吗？）我觉得他快没词儿了的时候，站起身，打开了电视。
　　大教堂（5）
　　
　　妻子瞪着我，气得马上就要发作。然后，她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你有电视吗？”
　　盲人回答说，“亲爱的，我有两个电视。一个彩色的，还有一个黑白的，是个老古董。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要是开电视，当然我的电视总是开着的，我都会开那台彩色的。很有趣，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一个字都没有的说。我没看法。我看着新闻节目，努力听播音员在说什么。
　　“这是台彩色电视，”盲人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分出来。”
　　“前不久，我们刚升的级。”我说。
　　盲人又尝了一口酒，把胡子拉起来，闻了闻，又放了下来。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斜。他把烟灰缸摆在咖啡桌上，把打火机放在烟旁边，向后靠过去，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
　　我妻子捂住嘴，打了一个哈欠。她伸了个懒腰，说，“我想，我得上楼，穿件睡衣了。我要去换身衣服。罗伯特，别客气，你也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我现在就很舒服，“盲人回答。
　　“我希望你在我家能觉得很舒服。”她说。
　　“我很舒服。”盲人说。
　　妻子上楼以后，我和他听了天气预报，又听了体坛摘要。妻子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长得我都不知道她还要不要回来了。我觉得，她可能已经上床了。我希望她会回到楼下，我可不想单独和这个盲人待在楼下。我问他想不想再喝一杯，他说，当然好。我又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吸点儿大麻，我说我刚卷了几根。其实我还没卷，但我打算马上就卷。
　　“那我就和你试几根。”他说。
　　“好极了，”我说，“那可是好东西。”
　　我倒了酒，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两个粗的大麻烟，点上一根，递给他。我把它夹在他的指间。他接过去，吸起来。
　　“憋住气，能憋多久就憋多久。”我说。我能看出来，抽这玩意，他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我妻子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走下楼梯。
　　“什么味儿？”她说。
　　“我们刚才想，我们可以来点儿大麻。”我说。
　　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我不知道你还抽这个。”
　　他说，“我现在抽了，亲爱的。凡事都有个第一次。不过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呢。”
　　“这东西多香啊，”我说，“这是比较温和的，是你可以对付的大麻，不会毁了你。”
　　“也别小瞧了它，老弟。”他说着笑了。
　　妻子也坐在了沙发上，就在我和盲人之间。我递给她一根，她接过来，嘬了一口，又递还给我。“这个会怎么样？”她说，“这口烟我可不该抽。我本来就已经睁不看眼了。晚饭吃得我都困了。刚才，我真不应该吃那么多。”
　　“是草莓派，”盲人说，“就是那个让你犯困的。”他大声地笑了笑，摇着头。
　　“还剩着些草莓派呢。”我说。
　　“你还想要点儿吗，罗伯特？”我妻子问。
　　“等会儿再说吧。”他说。
　　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妻子又打了一次哈欠，说，“你想睡觉的时候，我就铺床，罗伯特。我知道你今天可是够累的。你什么时候想睡了，就告诉我啊。”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回过神来，说，“真享受啊。这比磁带强多了，是不是？”
　　“又来了啊。”我说着，又在他的指间夹上了一根。他吸了一口，含在嘴里，憋半天才呼出来，熟练的像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吸这玩意儿了。
　　大教堂（6）
　　
　　“多谢了，老弟。”他说，“我想，我就吸到这儿了。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出它的劲儿来了。”他把还在燃烧的烟蒂递给我的妻子。
　　“我也是。”她说，“和你感觉一样。”她接过烟蒂，递给我。“我就再在你们俩人之间坐会儿，闭会儿眼。但别让我碍着你们的事儿，好吧？要是碍着事了，就告诉我。否则，我就闭着眼坐在这儿了，一直坐到你们要睡觉为止。”她接着说，“罗伯特，你要睡的时候，床一铺就得。就在楼上，挨着我们的房间。你什么要睡了，我们就带你上去。要是我睡着了，你们两个人可得叫醒我啊。”她说完，闭上眼，睡着了。
　　新闻播完了。我起来换了频道，又坐回沙发上。我真希望我妻子没就这么筋疲力尽地睡着了。她的头躺在沙发靠背上，嘴张着，身子歪到了一边，睡袍从腿上滑下来，露出了一段多汁的大腿。我伸手把她的睡袍重新拉起来，盖住她，就在那时，我看了那个盲人一眼。何必呢！我又睡袍给掀开了。
　　“什么时候想吃草莓馅饼，就说一声啊。”我说。
　　“好。”他说。
　　我问他，“你累不累？要不要我带你上楼去，上床歇着吗？”
　　“不急，”他说，“再等会儿。我陪着你，老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什么时候休息，我再睡。我们还没机会好好聊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觉，刚才我和她把这个晚上都给独占了。”他揪起胡子，又松开来，拿起了香烟和打火机。
　　“好啊。”我说，“我很高兴有你作伴聊天。”
　　我想我的确是高兴。每晚，都是我自己抽大麻，熬夜，一直熬到我能睡着为止。我妻子和我几乎从来没有同时上床过。等我真的睡着了，我又总做梦。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疯狂地乱跳。
　　电视上讲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事，不是什么你通常会看的节目。我想看点别的，换了频道，但别的台也什么好节目都没有。我说着对不起，换回到了原先的那台。
　　“没事，老弟，”那个盲人说，“我无所谓。你想看什么都行。看什么我都能学到点东西。学无止境嘛。今晚上学点东西对我也没坏处。我带着耳朵呢。”
　　好一会儿，我们一句话都没说。他向前斜着身子，头冲着我，右耳对准电视的方向。让人很不舒服。偶尔，他的眼皮低垂下来，又猛地睁开。偶尔，他会用手指捋着胡子，就像在琢磨什么他从电视上听到的东西。
　　屏幕上，一队戴带头巾穿修道士服的人，正被架起来，一些披着骷髅骨架，化妆成恶魔的人，正在折磨那一队被架起来的人。装扮成恶魔的那些人，戴着恶魔的面具，长着犄角和长尾巴。这个表演只是整个游行队伍中的一部分，英国的讲解员介绍，这种活动在西班牙每年举行一次。我试着给盲人解释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这一切。
　　“骷髅骨架，这个我明白。”他说着点点头。
　　电视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展示了另外一座。最后，画面切换到巴黎那座着名的大教堂上，飞扬的扶壁，尖顶直抵云端。摄像机拉回来，展示大教堂的全貌，衬着背后的天空，升起在地平线上。
　　有时，那个英国讲解员会闭上嘴，任凭摄像机绕着大教堂转。也有时，摄像机会漫游在乡间，田野上的人和牛并排行进。我一直憋着，直到我觉得我必须说点什么的时候，才说道，“现在，他们在拍这个教堂的外部结构。怪兽状的喷水嘴。雕成妖怪模样的小塑像。现在，我猜他们到了意大利。没错，是意大利。这个教堂的墙上有画。”
　　大教堂（7）
　　
　　“是壁画吗，老弟？”他问了一句，抿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我的酒杯，但杯子空了。我想起来他的问题。“你问我那些是不是壁画？”我说，“问得好。我也不知道。”
　　摄像机转到了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上面。和法国，意大利的大教堂相比，葡萄牙的没什么大区别，但还是有点不一样。主要是室内的东西变了。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大教堂是什么吗？就是说，它们是什么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是有人跟你说起大教堂，你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大教堂和，比如说，和一个浸礼教礼拜堂有什么区别吗？”
　　他让烟雾从嘴角渗出来，说，“我知道大教堂要有成百上千的人，花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才能修建起来。当然，我是刚听那个解说员说的。我知道会有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修同一座大教堂。这也是听那个人说的。那些人为了修一个大教堂，干了一辈子，却永远活不到完工的时候。就这点而言，老弟，他们倒和咱们这些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他笑起来。他的眼皮又垂了下来，点着头，就像在打盹儿。没准他正想入非非，自己身处葡萄牙呢。现在，电视上出现了另一个大教堂。这次是在德国。英国人的声音继续低沉地喋喋不休。
　　“大教堂，”盲人说着，坐起来，头来回地转，“要是你想知道的话，老弟，其实，我就知道这么点儿，我刚才刚说的那些，也就是我听他讲的那些。不过，你也许可以给我描述一下？我想你给我讲讲。我真的希望。说真的，我真是不大清楚大教堂是什么样子。”
　　我狠狠地盯着电视上大教堂的镜头。我从哪儿开始描绘呢？但假如我的命都要赌在这上面，假如一个疯子非逼我描绘一个大教堂不可，否则就要了我的命的话，我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盯着屏幕上的大教堂又看了一会儿，直到图像切换到了乡下。没辙了，我只得转过身，对盲人说，“首先，他们很高……”我环顾着房间，想找点儿线索。“它们一直向上伸，向上，向上，一直伸进天里。有个特别大，非要有支撑柱才行，也就是说，有东西扶着它们向上升。这种支撑物叫扶壁。不知为什么，扶壁的样子让我想起来高架桥。不过，可能你也不知道高架桥是什么样子，是吧？有时，会有恶魔雕刻在大教堂的正面，有时雕刻的是上帝和贵妇人。不过，别问我为什么是这样。”
　　他不住地点头，整个上半身似乎都在前后晃动。
　　“我讲的不太好，是不是？”我说。
　　他停止了点头，身子向前斜着，坐在沙发边上。他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手指挠着胡子。我能看出来，他没太听懂。但他又点点头，像在鼓励我。他等着我就这么接着讲下去。我努力想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非常大，”我说，“很庞大。石头做的，有时也用大理石。过去，人们修大教堂，是为了想接近上帝。那时候，上帝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你从他们修大教堂就能看出来这点。不好意思，但好像我的水平就到这儿了，我只能讲成这样了。我本来就不擅长这种事儿。”
　　“没事儿，老弟。”盲人说，“哎，听我说，你希望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能问你点儿事儿吗？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是，还是不是。我就是很好奇，没什么别的意思啊。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但让我问问你，你信不信宗教，任何宗教？你不介意我问你这样瞎问吧？”
　　大教堂（8）
　
　　我摇了摇头，不过他看不见。对于一个盲人来说，眨眼和点头都是一个样。“我想我不信吧。什么都不信。其实，有的时候，这样也挺痛苦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当然。我懂。”他说。
　　“好。”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滔滔不绝。。我妻子在睡梦中叹了口气，又深吸一口气，继续睡。
　　“你得原谅我，”我说，“但我没法告诉你大教堂长什么样子。我就是没这个本事。我只能讲成这样了，讲不好了。”
　　盲人听我说着，很平静地坐着，低着头。
　　我说，“其实，说实话，大教堂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一点都没有。大教堂嘛，就是些在夜间电视上能看到的东西。不过如此罢了。”
　　这时，盲人清了清嗓子，从背后的兜儿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是一块手帕。他说，“我明白，老弟。没事儿。别担心。哎，听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有个主意。你给咱们找点儿厚纸，行吗？还有笔。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家庭。找杆笔还有厚纸，去呀，老弟，去把这些东西找来。”
　　我就上了楼。我的腿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我刚刚跑了很远的路似的。我在我妻子的房间到处找，在她桌子上一个小篮子里找到了几支圆珠笔。然后我想了想该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我下了楼，在厨房里，找到一个底上还挂着些洋葱皮的购物纸袋。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干净，又抖了抖，拿着它走进客厅，坐在盲人腿边上。我清开一些东西，把纸袋铺在咖啡桌上，展平了上面的褶皱。
　　盲人从沙发上下来，挨着我坐在地毯上。
　　他的手指抚过纸袋，上上下下地摸着纸的两面，还有纸的边缘，对，甚至包括纸的边缘。他也用手指拨弄了纸袋的四角。
　　“好了，”他说，“好了，咱们画吧。”
　　他摸到我的手，我拿着笔的手。他把自己的手紧贴着放在我的手上。“开始吧，老弟，画，”盲人说，“画吧。你待会儿就知道了。我会跟着你。没问题的。就像我跟你说的，开始吧。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画吧。”
　　我就开始画了。我先画了一个像房子一样的盒子，大概就像我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吧。然后我在上面加了一个房顶。又在屋顶的两端画了尖顶。疯了。
　　“好极了，”他说，“太好了。你画得不错。从没想过你这辈子还会做这样的事儿吧，老弟？啊，人生嘛，谁都猜不准，这个我们都知道。继续画吧。别松劲儿。”
　　我装上了拱形的窗户。我画上了飞扬的扶壁。我挂上了巨大的门洞。我停不下来了。电视台已经停止播放了。我放下笔，攥住手，又伸展开。盲人摸着纸面，感觉着。他的指尖滑过纸面，滑过我画的每一个地方，然后，他点了点头。
　　“画得不错。”盲人说。
　　我又拿起笔，他又找到我的手。我接着画下去。我不是什么艺术家，但我照画不误。
　　我妻子睁开眼，凝视着我们。她在沙发上坐起来，睡袍还是张开着。她说，“你们干什么呢？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没回答她。
　　盲人说，“我们在画一个大教堂。我和他正画着呢。加把劲儿呀！”他对我说，“对，就这样，很好。没错，你找到感觉了，老弟。我能感觉得出来。你本来以为你画不成。但你行了，对不对？你现在开着大火炒菜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马上，我们就真能干出点儿名堂来了。胳膊画得累不累？现在，画上点儿人进去。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我妻子又问，“怎么回事？罗伯特，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回事？”
　　他对她说，“没事儿。”
　　这个盲人又对我说，“现在闭上你的眼吧。
　　我照着做了。就像他对我说的那样，我闭上了眼。
　　“闭上了吗？”他问我，“别蒙我呀。”
　　“闭上了。”我说。
　　“就这么闭着吧。”他说，“现在别停下。画！”
　　所以，我们继续。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到现在为止，我这辈子还从没这样干过。
　　然后他说，“我觉得差不多行了。我觉得你画好了。”他说，“看看吧，看你觉得怎么样？”
　　但我仍旧闭着眼，我想我就这样再多闭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样？”他说，“你在看画呢吗？”
　　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自己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
　　我说，“真是不错。”
　　发 烧（1）
　
　　卡莱尔有麻烦了。其实，自打六月初妻子离他而去后，整个夏天他都很不好过。不过，至少不久以前，也就是他要到那所高中去上课的前几天，他还不需要找保姆看小孩。那之前，他自己就是看孩子的，从早到晚地照顾自己的那两个孩子。卡莱尔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现在正在长途旅行。
　　黛比，他联系的第一个看孩子的，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十九岁。黛比告诉卡莱尔说，她来自一个大家庭，孩子都喜欢她。她给卡莱尔提供了两个介绍人的名字，写在了一张便签纸上。卡莱尔接过来，把纸折上放进衬衣口袋里。他告诉她，转天他得开会，所以第二天早晨她就可以来上班。她说，行。
　　他明白自己的生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艾琳是在卡拉尔还在填写学生成绩报告时，离开他的。她说，她要去南加州，自己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她是和理查德?胡布斯一起走的。胡布斯是卡莱尔高中里的一个同事，教戏剧和玻璃吹制术，显然他准时地交上了学生的成绩单，带上自己的东西，和艾琳匆匆忙忙地走了。现在，整个漫长而痛苦的暑假已经快过完了，新学期的课程很快就要开始，卡莱尔终于考虑起找保姆这件事来。刚开始的努力并不成功。在找到一个看孩子的人──找谁他都无所谓──变得越发迫在眉睫后，他雇了黛比。
　　刚开始，卡莱尔还是很感激这个女孩的出现，他把整个房子和小孩们都交给了她，好像她是自己的亲戚。第一周的一天，他从学校早早地回到家，发现自家车道上停着的一辆车里，后视镜上挂着一对很大的法兰绒骰子，他知道，他只能怪他自己，怪自己不小心。他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穿着脏衣服，在前院里和一只大狗玩闹，而那只狗大得足以能把他们的手咬下来。他儿子，基思，一边打嗝一边哭。莎拉，他女儿，一看见他下车就也哭起来。他们俩都坐在草地上，狗正在舔他们的手和脸。那只狗冲他吼了两声，看他向孩子这边靠近时，后退了一点儿。他抓起基希和莎拉，一胳膊夹一个地往前门走。屋里，电唱机的声音大极了，震得前窗玻璃瑟瑟发抖。
　　客厅里，三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从咖啡桌边，跳着站起来。啤酒瓶子立在桌子上，烟灰缸里烟头还燃烧着。罗德?斯图尔特 在电唱机里嘶鸣。黛比，那个胖女孩，和另一个十来岁男孩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盯着卡莱尔看，像是不能相信卡莱尔正走进屋里。这个胖女孩盘腿坐着抽烟，上衣扣子解开了。客厅弥漫着烟雾和音乐。胖女孩和她朋友们慌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卡莱尔先生，等一下，”黛比说，“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卡莱尔说，“都给我出去，所有人。别等我把你们扔出去！”他使劲地抱紧了孩子。
　　“你还欠我四天的钱呢。”胖女孩一边系上上衣扣子，一边对他说。她手指上还夹着香烟，系扣子时，烟灰掉了一地。“不说今天了。今天你不用付我钱。卡莱尔先生，其实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坏。他们只是顺便过来听唱片的。”
　　“我明白，黛比。”他说着把孩子们放到地毯上。他们紧贴着他的腿，看着客厅里的人。黛比看着他们，慢慢地摇摇头，陌生得就像以前从没看过他们一眼似的。“该死！都出去！”卡莱尔说，“就现在，出去，你们所有人！”
　　发 烧（2）
　
　　“听懂没有？”卡莱尔说着向那个男孩迈了一步，然后停下来。
　　“别碰我，OK？千万别碰我。”男孩一边说，一边走到电唱机旁，提起里面的触手，摇回来，没管转盘还在转着，就取出了唱片。
　　卡莱尔的手一直抖着。
　　“要是一分钟之内，一分钟，那辆车还不给我从车道上开走，我就叫警察。”他愤怒得头晕又恶心。他看见，他真的看见，眼前跳动起火花。
　　“嗨，听着，我们这就走，行了吧？我们走了。”那个男孩说。
　　他们从房子里鱼贯而出。在外面，胖女孩蹒跚了几步，摇摇晃晃地走到车旁。卡莱尔看见她停下来，手举起来遮住了脸。她就这样在车道上站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男孩从后面推了她一把，喊她的名字。她把手放下来，钻进车，坐在了后座上。
　　“爸爸给你们换上干净衣服。”卡莱尔对孩子们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稳定下来。“我要给你们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然后我们出去吃比萨饼。比萨饼听起来好不好？”
　　“黛比哪儿去了？”莎拉问他。
　　“她走了。”卡莱尔回答。
　　那天晚上，把孩子送上床后，他给卡罗尔打了电话。卡罗尔也在学校里工作，上个月来卡莱尔一直在和她交往。他告诉了她自己孩子保姆的事。
　　“我孩子和这只大狗待在外面院子里，”他说，“那只狗大得跟狼那么大。而那个看小孩的则跟她的一帮流氓男朋友坐在屋里，罗德?斯图尔特开到了最大音量。他们在屋里鬼混，却把我的孩子关在外面，和这只野狗玩。”他说的时候，手指一直揉着太阳穴。
　　“天呐，”卡罗尔说，“我的可怜虫，真替你难过。”她声音模模糊糊的，让他想象出她是把话筒挂在腮帮子上说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有这个习惯。他看见她以前这么做过。她这个习惯，让他隐隐约约有点儿烦。他想叫她来他这边吗？她问。她可以来。她觉得她可能最好应该来他家看看。她可以把自己的保姆再叫回来，帮她照看孩子，然后自己开车过来。她愿意那样做。她说，要是他需要别人的疼爱的话，千万别怕和她说。卡罗尔是校长办公室里的一个秘书，卡莱尔在同一所学校里教艺术。她离婚了，带着孩子，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十岁男孩，名字是孩子的爸爸用自己的汽车牌子给起的：道奇。
　　“不用了，没事。”卡莱尔说，“不过，多谢了。卡罗尔，多谢了。孩子倒是已经上床了，不过，你知道，今晚叫你来陪我，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
　　她没再提自己可以来看他的事：“亲爱的，我很难过都发生了这些。但我能理解你今晚想一个人待着。我尊重你这样做。明天学校里见吧。”
　　他能听出来她正等着他说点儿别的。
　　“一周里找了两个看孩子的了，”他说，“我真是快给逼疯了。”
　　“亲爱的，别为这个沮丧了，”她说，“会有办法的。这周末，我帮你找人。都会好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谢谢你能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在我身边。”他说，“你真难得，你知道，真难得。”
　　“晚安，卡莱尔。”她说。
　　挂上了电话，他后悔自己刚说的那些话，他希望自己能想出点儿别的什么来对她讲。这辈子，他还从没那样说过话。他们还没到恋情的地步，他不那样想，但他喜欢她。她知道现在的情况对他来说很难熬，所以她并不要求什么。
　　艾琳去加州以后的第一个月里，卡莱尔睁开眼以后的每一分钟，都和孩子在一起。他想是她的离开带给他的震惊让他这样做的，他就是不想让孩子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那时，见别的女人，他根本不感兴趣，有一阵子，他甚至以为自己以后都再也不会找女人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服丧般一样悲恸。他的日日夜夜都是陪着孩子过的。他给他们做饭──自己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洗衣服熨衣服，开车带他们去乡下，采野花，吃用锡纸包好的三明治。他带他们去超市，让他们捡自己喜欢的买。没隔几天，他就带他们去公园，或是图书馆，动物园。他们带着陈面包去动物园喂鸭子。晚上，给他们掖紧被子之前，他给他们读故事：伊索的，安徒生的，还有格林兄弟的。
　　发 烧（3）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他正讲着一个童话的当间儿，两个小孩的一个会问他。
　　“快了。”他会说，“就这几天了。现在听这个。”他会把故事一直讲完，吻他们，然后关上灯。
　　他们睡着了，他就拿着酒杯在他屋子里转悠，告诉自己，没错，早晚艾琳会回来的。但吐出下一口气后，他会说：“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这张脸。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你这个疯婊子。”可是，一分钟以后，他又会说：“回来吧，甜心，求你了。我爱你，需要你。孩子们也需要你。”
　　那个夏天的有些晚上，他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睡着，醒过来的时候，电视还开着，屏幕上全是雪花。那段日子里，他觉得自己不会再去见别的女人了，至少很长时间之内不会。夜晚，坐在电视前面的沙发上，身边放着没打开的书或杂志，他常常会想起艾琳，想起她甜美的笑，或是当他抱怨脖子酸痛时，艾琳手指在他脖颈上的揉捏。就在这些时候，他觉得自己能哭出声来。他想，你还以为这样的事只发生在别人身上呢……
　　就在黛比来他家前不久，艾琳离家之后的那些慌恐和悲伤渐渐消退后，他给一个雇用服务公司打过电话，告诉他们他的一些难处和他的要求。有人把信息记下来，说他们会再和他联系。他们说，大部分人不原意又做家务又看孩子，不过他们会找到人的。离他要去学校开学注册就剩下没几天的时候，他又打了电话，他们说第二天一大早就会有人到他家去。
　　来的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长着多毛的手臂，穿着吐了舌头的烂鞋。她和他握过手后，安静地听着他说，关于孩子却一个问题都没问，甚至连孩子们的名字都没有问。他带她走到屋子后面，小孩们正在那儿玩耍，她只是随随便便地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当她终于笑了一下的时候，卡莱尔才注意到她缺了一颗牙齿。莎拉扔下蜡笔，站起来，跑过来站在他身边，拉起卡莱尔的手，看着这个女人。基思也盯着她看了看，又继续画画涂颜色了。卡莱尔感谢那个女人能抽空来一趟，告诉她说自己会再跟她联系。
　　那天下午，在超市里，卡莱尔从一个用大头针钉在公告板上的索引卡片上，抄下来一个电话号码。有人愿意给别人看小孩，要是需要，那个人还能提供出介绍人来。卡莱尔拨通了那个电话，找到了这个人就是那个胖女孩：黛比。
　　这个夏天，艾琳给孩子们寄过一些卡片、信、自己的照片，还有一些钢笔画，都是她自己离家以后画的。她也给卡莱尔发过絮絮叨叨的长信，请求他在这件事上面对她的理解──这件事！──并告诉他说，自己很快乐。快乐！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快乐一样，卡莱尔想。她告诉他，如果他真的爱她，就像他自己以前说过的那样爱她，她也真的相信他是那样地爱着她──也别忘了，她也爱他──那么他就会理解并接受发生的一切。她写道：“那些真正联合在一起的，永远也不会分开。”卡莱尔不知道她是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指她在加州的生活。他恨“联合”这个词。这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她以为他们是个联合公司吗？他觉得艾琳肯定是疯了才会说这些。他又读了一遍这句话，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不过，几个小时过后，他就从垃圾桶里找回了那封信，把它和她寄过来的其他卡片信件一起装进盒子里，放到了自己壁橱的架子上。在一封信里夹着的一张照片上，她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大帽子，穿着一身泳装。还有一张画在厚纸片上铅笔画里，河岸上一个塌肩膀的女人穿着轻薄的睡袍，手遮住眼睛。卡莱尔猜想，这是艾琳在表现她为这件事的心碎和难过吧。大学里，她的专业是艺术，就算是答应嫁给他后，她还是说想做些和自己天赋相关的事。卡莱尔说他自己也不会容忍她把自己的才能荒废掉。他说，她得对得起她自己。她得对得起他们两个人。那些日子里，他们爱着对方。他知道他们爱过。他无法想象自己还会以爱她的方式再去爱别人了。那时，他自己也体味到了被爱的感觉。然后，结婚八年以后，艾琳退出了。就像她在信里面说的，她要去“搏一把”。
　　发 烧（4）
　
　　和卡罗尔谈完以后，卡莱尔又去看了看孩子们，他们都睡着了。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考虑要不要给艾琳打个电话，告诉她找孩子保姆的危机，但还是决定不打了。他有她的电话和在那边的地址，但他只打过一次电话，到现在为止还没写过信，部分是因为对整个情况的迷惑，部分是因为愤怒和羞耻。夏初的时候，有一次，他冒着被羞辱的危险，打了一个电话。理查德?胡布斯接起话筒说：“嗨，卡莱尔！”就好像他们还是朋友。然后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对卡莱尔说，“等一下，好吧？”
　　艾琳出现在电话线那边，说：“卡莱尔，你还好吗？孩子们怎么样？跟我讲讲你自己。”他告诉她，孩子们都很好。没等他说别的，艾琳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他们都很好。你自己怎么样呢？”她接着对他说，很久以来，她的脑子第一次“落了位”。下面她想谈的是卡莱尔的脑袋和他的因果机缘。她说，她已经调查了他的因果机缘，从现在开始那玩意随时都会好转过来。卡莱尔只是听着，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了句：“我现在得走了，艾琳。”就挂了电话。一分钟左右以后，电话响了，但他只是由它叫着。铃声停下来后，他摘下话筒放在一边，直到他要上床睡觉为止。
　　现在，他想给她打电话，又怕给她打。他还想她，想跟她倾诉。他想念她以前的声音──甜美、坚定，而不是像这几个月来的那样疯狂──但要是他打通了，可能会是理查德?胡布斯接起电话。卡莱尔知道自己可不想再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理查德和他已经同事三年了，也算是朋友吧，卡莱尔想。至少在教师餐厅里，他还还算是和卡莱尔坐在一起吃过午饭的人，至少，卡莱尔还和他聊过田纳西?威廉姆斯 的戏或是安塞尔?亚当斯 的摄影。不过，就算是艾琳接的电话，她也有可能又会钻到他的因果机缘里叨唠个没完没了。
　　就在他手里拿着酒杯坐着，努力回想结婚以及和别人一起亲密的感觉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听见一缕静电噪音，没等她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了是艾琳的电话。
　　“我刚才正想你呢。”卡莱尔说完就后悔自己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看！我就知道你想着我呢，卡莱尔。好了，我也正想你呢？所以我才打了电话。”他深吸了口气。她是有点儿控制不了自己了。这对他来说再明显不过了。她接着说，“现在听着，我给你打电话的主要原因是，我知道你现在那边的情况一团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很抱歉，卡莱尔。是这么回事，你现在还要找一个又能做家务，又能看孩子的好手，对不对？好，这样的人其实在你住的小区里就有一个！噢，你可能已经找好人了，要是那样的话，也很好。要是那样的话，也是机缘巧合决定好了的。但，假如你遇到了麻烦，这有一个女人，以前给理查德的妈妈工作过。我跟理查德讲了，你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他就去想办法了。你想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吗？你在听我说吗？他给他妈妈打了电话，他妈妈以前请过这个女人给她做过家务。她叫韦伯斯特夫人。理查德的姑妈和他姑妈的女儿搬进去以前，就是这个韦伯斯特夫人照顾理查德的妈妈。理查德从他妈那儿搞到了电话号码。他今天给韦伯斯特夫人打了电话。对，他这样做了。今晚，这个韦伯斯特夫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要不然就明天早晨给你打。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早晨。反正，要是你需要她的话，她自愿提供服务。你可能会需要的，谁都说不准会遇到什么麻烦，即使你现在的情况很好，我当然希望是那样。但迟早，你可能会用得着她。你明白我的话吗？要是不是现在立刻，就可能是别的时候。好吗？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干什么呢？”
　　发 烧（5）
　
　　“孩子们都很好，艾琳。他们现在已经睡下了。”他说。可能他应该告诉她说，他们每晚都是哭着睡着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告诉她实情──最近这两个星期，他们根本连一次都没有问起过她。他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了。
　　“我早些时候打过的话，但是占线。我跟理查德说，你可能正跟你的女友聊天呢。”艾琳说着笑起来，“想点儿积极的。你听起来太消沉了。”
　　“我得挂了，艾琳。”卡莱尔把听筒从耳边挪开，准备挂上电话，但她还在说话。
　　“告诉基思和莎拉，我爱他们。告诉他们，我会再给他们寄画的。告诉他们这个。我不想让他们忘了他们的妈妈是个艺术家。可能还不是伟大的艺术家，那并不重要。但，你知道，艺术家，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忘了这点。”
　　卡莱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
　　“理查德说，哈罗。”
　　卡莱尔什么话都没说，他对自己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哈罗。这的男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多谢打电话过来。谢谢你们联系了那个女的。”
　　“韦伯斯特夫人！”
　　“对。我现在最好挂电话了。我可不想把你们的钢蹦都给花光了。”
　　艾琳笑起来：“不就是钱吗！钱最不重要了，只不过是交换的一种必需媒介罢了。有比钱更重要的事儿。不过，这你早知道了。”
　　卡莱尔把话筒远远地举在面前。他盯着这个小玩意儿，艾琳的声音正从里面源源不绝地传出来。
　　“卡莱尔，你的情况就要变得越来越好了。我就是这么知道。你可能觉得我是疯了或是什么的，”她说，“但就记住吧。”
　　记住什么？卡莱尔警觉地问自己，觉得一定是错过了什么她说的话。他把话筒拿近了一些，说：“艾琳，多谢打电话过来。”
　　“我们得保持联系。”艾琳接着说，“我们得保持所有的交流线路畅通无阻。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对来我们两个来说都一样。我也很难熬。我们就要得到我们应该从生命里得到的东西了，我们两个都是的。而且最终我们都将因为经历了这一切而变得更坚强。”
　　“晚安。”他说了一句，挂上了听筒。他看着电话，等着。它没再响。不过，一个小时以后，电话还是响了。他接起来。
　　“卡莱尔先生？”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你不认识我，我叫吉姆?韦伯斯特夫人。我答应了别人会与你联系。”
　　“韦伯斯特夫人，你好。”他说。他想起来艾琳刚刚提到过她。“韦伯斯特夫人，您能早晨到我家来一趟吗？早一点儿，比如说，七点？”
　　“我可以，那很方便。”老女人说，“七点。给我你的地址吧。”
　　“我可就指望您了。”卡莱尔说。
　　“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她说。
　　“我真是没法告诉您，这对我有多重要。”卡莱尔说。
　　“不用担心了。”老女人说。
　　第二天早晨，闹铃响过以后，他还想再闭会儿眼，好把正做着的梦接着做完。是有关一个农舍的梦，里面还有一个瀑布。什么人，他不知道是谁，背着什么东西，可能是装野餐的篮子，正沿着公路走。这个梦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其实在梦里，似乎存在着一种安宁的感觉。
　　最后，他还是滚过来，按下什么按钮，铃声停止了。他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坐起来，穿上拖鞋，走到厨房，煮上了咖啡。
　　他刮了胡子，换了衣服，拿着咖啡和香烟，坐在厨桌旁。孩子们还在睡着。不过，再过五分钟左右，他就打算把装麦片的盒子放到桌子上，摆上碗和勺，进屋叫他们起床吃早点。他真的不信，那个昨晚打电话过来的老女人，今天早晨真会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出现。他决定等到七点过五分，要是还没来，他就给学校打电话，请一天假，想尽办法也要找到个信得过的人出来。他把咖啡杯拿到了嘴边。
　　发 烧（6）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外面街上传来的隆隆声。他放下杯子，从桌子旁站起来，向窗外看。一辆小卡车在他家门前的路边停下来，发动机怠速空转着，整个车都摇摇晃晃。卡莱尔走到前门，开开门，挥了挥手。一个老女人也冲他挥挥手，下了车。卡莱尔看见开车的司机斜过身，消失在仪表盘下面。小卡车大喘了一口气，颤抖了一下，终于平静下来。
　　“卡莱尔先生？”老女人一边问，一边拿着一个大钱包缓慢地走过来。
　　“韦伯斯特夫人，”他说，“请进屋。那是您先生吧？叫他进来呀。我刚煮了咖啡。”
　　“没事。”她说，“他带着他的保温瓶呢。”
　　卡莱尔耸耸肩，为她拉着门。她迈进屋，和他握了手。韦伯斯特夫人微笑了一下。卡莱尔点点头。他们走到厨房里。
　　“是你想让我今天来的，对吧？那么……”她问。
　　“让我把孩子们叫起来。”他说，“我想叫他们先见见您，然后我再去学校。”
　　“好啊。”她说着观察了他的厨房，把钱包放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
　　“那我就去把孩子们带过来吧。”他说，“等我一两分钟。”
　　一会儿，他把孩子们带了出来，向她介绍了他们。他们还都穿着睡衣。莎拉揉着眼，基思倒是全醒了。“这是基思，”卡莱尔说，“这边这个是我的莎拉。”他拉着莎拉的手，扭向韦伯斯特夫人这边。“你看见了，他们需要有人照顾，我们需要个人，有什么事情的话，能指望得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吧。”
　　韦伯斯特夫人走到孩子们身边，系紧了基思睡衣的领子扣，又把莎拉的头发从脸前拨开来。他们没有阻止。“现在，孩子们，你们不用担心了。”她对他们说，“卡莱尔先生，没问题了。我们会好的。给我们一两天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了解，就行了。既然我要留下来，你能给韦伯斯特先生一个手势，告诉他没事了好吗？就从窗户那儿向他挥挥手就行。”她说完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孩子们身上去了。
　　卡莱尔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一个老人正从小卡车的驾驶室里向外看着他的房子。卡莱尔冲他挥手的时候，他正好把保温瓶拿到嘴边，用闲着的另一只手冲他回了礼。卡莱尔看见他拉下车窗，把杯子里剩下的东西倒了出来，便又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去了──卡莱尔想象着他把一些电线接在一起──小卡车马上启动了，又摇晃起来。老人挂上档，从路边开走了。
　　卡莱尔从窗前转回头，说：“韦伯斯特夫人，我真高兴您能来这儿。”
　　“我也一样，卡莱尔先生。”她说，“现在你去上班吧，别晚了。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孩子们？”
　　孩子们点点头。基思一只手拉着老太太的裙子，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塞进了嘴里。
　　“谢谢您，”卡莱尔说，“我觉得，我真的感觉好多了。”他摇摇头，咧开嘴笑了。他吻了两个小孩，说了再见，胸口觉得暖洋洋的。他告诉韦伯斯特夫人自己大概什么时候回家，穿上大衣，又说了一遍再见，出了门。几个月来，这是头一次，他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一些。开车到学校的途中，他听起了收音机里的音乐。
　　艺术史课的第一段，他在一些拜占庭美术的幻灯片旁踱步，耐心地讲解着局部的细枝末节以及主题的细微差别。他既指出作品的情感力量，也没有忽视作品的节制和恰当。他把过多时间消耗在了匿名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上，以至于几个学生开始在用鞋摩擦起地板，或是清起喉咙来。那天，他们只讲完了课程计划的三分之一，铃响的时候，卡莱尔还没说完。
　　发 烧（7）
　
　　接下来的一堂课讲水彩画，他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富有洞见。“像这样，像这样，”他一边说，一边引导着学生们的手画。“轻柔的，就像在纸面的一缕微风。就点一下，像这样，明白了？”他觉得自己几乎站在了重现自己的边缘。“暗示，关键就是要暗示。”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捏着苏?科尔文的手指，引导着她的画刷。“你得和你犯的错误合作，直到那些错误看起来像是有意为之的才行。懂了吗？”
　　中午，教师食堂里，他排着打午饭的队向前走，看见了卡罗尔就隔着几个人排在他前面，已经付了钱。卡莱尔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的钱也付清，但还是走过了半间屋子才赶上她。他的手滑进了卡罗尔的臂弯，把她拽到了一张靠窗的空桌子旁。
　　“天哪，卡莱尔，”他们坐下来后，卡洛尔对他说。她拿起她的冰茶，脸红红的，“你看见斯托夫人刚才看咱们的眼神了吗？你这是怎么了？这下所有人都会知道了。”她吸了一口冰茶，放下了杯子。
　　“去他妈的斯托夫人，”卡莱尔说，“咳，跟你说点事儿。亲爱的，我现在感觉比昨天好了千万倍。天哪！”
　　“出什么事了？”卡罗尔问，“卡莱尔，告诉我啊。”她把水果杯移到托盘的一边，往自己的意大利细面条上撒了吉士粉。但她没有吃，她还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他给她讲了韦伯斯特夫人。他甚至提到了韦伯斯特先生，告诉了她那个人得现对火才能把小卡车启动起来。卡莱尔一边说，一边吃木薯粉。接着又吃了蒜味面包。他把卡洛尔的冰茶喝光了，才明白过来。
　　“你有点儿抽疯了，卡莱尔，”她说着，冲他盘子里的意大利面条点了点头，示意他还没吃一口呢。
　　卡莱尔摇摇头。“我的上帝啊，卡罗尔。上帝啊，我真的感觉好极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感觉比整个夏天中任何一天都好。”他放低了声音说，“今晚过来吧，好吗？”
　　他的手从桌子底下伸过去，放在了她的膝头。她的脸又红了，抬起眼，向四周看了看。没人注意他们。她迅速地点点头，也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拉住了他的手。
　　那天下午回到家，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又干净又整洁，孩子们也都穿着干净衣服。厨房里，基思和莎拉站在椅子上，正帮韦伯斯特夫人做小姜饼呢。莎拉的头发终于不在脸前晃悠了，而是用一个条形发夹别在了头后。
　　“爸爸！”孩子们看见他时，高兴地叫。
　　“基思，莎拉，”他说，“韦伯斯特夫人，我……”但她没让他把话说完。
　　“我们今天过得很好，卡莱尔先生。” 韦伯斯特夫人语速很快地说。她用身上的围墙擦干净了手指。那是艾琳的一条旧围裙，上面绣着蓝色的风车。“真是漂亮的小孩。他们可真是宝贝，真是宝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卡莱尔站在水池边的台子旁，看着莎拉正挤出一些生面团，能闻见香料的味道。他脱下外衣，坐在厨桌旁，解开了领带。
　　“今天是‘互相熟悉日’。” 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还有别的计划。我想我们走到公园去。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现在的好天气。”
　　“好主意！”卡莱尔说，“太好了。真好，韦伯斯特夫人。”
　　“我把这些小甜饼都放进烤炉里，放完了，韦伯斯特先生也就该来了。你说的是四点回家吧？我让他四点钟过来。”
　　发 烧（8）
　
　　卡莱尔点点头，满心欢喜。
　　“今天你有一个电话，”她说着，把搅拌用的碗放进水池里，“是卡莱尔夫人打的。”
　　“卡莱尔夫人。”他说，等着韦伯斯特夫人接下来要说的话。
　　“对。我告诉了她我是谁，她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我会在这儿。她和两个孩子说了几句话。”
　　卡莱尔看了基思和莎拉一眼，他们根本没注意他。他们正把小甜饼码成一排，摆在烤盘上。
　　韦伯斯特夫人继续说：“她留了话。让我想想，我用笔记下来了，但我觉得我还能想起来。她说，‘告诉他’──也就是告诉你──‘那些失去的，还都会回来的。’我想我没记错。她说你会明白的。”
　　卡莱尔盯着她，他听见韦伯斯特先生的车已经在外面了。
　　“那是韦伯斯特先生。”她说完，脱下了围裙。
　　卡莱尔点点头。
　　“明天早晨七点？”她问。
　　“好，”他说，“再次感谢您。”
　　那天晚上，他给两个小孩都洗了澡，给他们穿上了睡衣，念故事给他们听。他听他们做完了祈祷，帮他们掖好了被子，关上了灯。马上到九点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随便看着电视，直到听见卡罗尔的车开上了车道。
　　十点左右，他们一起在床上的时候，电话响了。他骂了一句，没有起来接，就让它响着。
　　“说不定是重要的事呢。”卡罗尔说着坐起来，“可能是我请的那个保姆，她有这个电话号码。”
　　“是我老婆，”卡莱尔说，“我知道准是她。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呢，她快疯了。我可不接。”
　　“反正我马上就得走了，”卡罗尔说，“今晚过得真美，亲爱的。”她摸着他的脸。
　　秋季学期过了一半，韦伯斯特夫人已经帮他工作有快六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里，卡莱尔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变。首先是，面对艾琳离开的这个事实，他变得更平静了。就他理解，艾琳是不打算再回来了。他已经不再想象这个事实还会有改变的可能。只有在深夜里，在那些他没有和卡罗尔在一起的夜晚里，他才会感到自己还爱着艾琳，但他希望自己对她的爱能够停下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他只知道这一切都在折磨着自己。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孩子们过得很开心。他们在韦伯斯特夫人的关心下茁壮成长。最近，她的日常工作里又加了一条：她会帮他们把晚饭做好，放在烤炉里，暖着，直到他从学校回来。一进门，他就能闻见好闻的香味从厨房里飘出，一进门他就能看见基思和莎拉正在帮着把餐桌摆好。偶尔，他问韦伯斯特夫人愿不愿意在周六加班。她同意了，只要不用中午以前来就行。她说，周六早晨，她自己和韦伯斯特先生还有些事要她做。在那些日子里，卡罗尔带道奇留在卡莱尔家，所有的小孩都由韦伯斯特夫人照管。卡罗尔和卡莱尔会开车到乡间的餐厅吃晚饭。他相信自己的生活正在重新开始。这六周里，卡莱尔再没有接到艾琳的电话，他发现自己现在想起她的时候，已经能够不再愤怒，或是难过得流泪了。
　　在学校里，他们刚刚离开了中世纪，正要进入哥特时期。文艺复兴还要等上一段时间，至少也要等到圣诞假期过后。就在这时候，卡莱尔病了。好像是一夜之间，他的胸就变得发紧了起来，头也开始疼起来，身体的各个关节都僵硬了，一走动就觉得晕眩。头疼得越来越严重。一个周日里，头疼得折磨他醒了过来，他想给韦伯斯特夫人打电话，叫她来，好带孩子到别的地方去。孩子们一直对他很好，用玻璃杯给他端来果汁和汽水。但他照顾不了他们了。他病了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打电话到学校请假。他跟接电话的那个人说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所在的学院和系，自己的病情。然后他推荐梅尔?费希尔代课。费希尔画抽象油画，每周画三四天，每天画十六个小时，却既不卖画，也不让别人看他的画。他是卡莱尔的朋友。“找梅尔?费希尔。”卡莱尔告诉电话那边的女人，“费希尔。”他耳语般无力地说。
　　发 烧（9）
　　
　　他爬回床上，钻到被子里面，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听见外面小卡车发动机的声音，接着是发动机熄火时发出的回火声。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韦伯斯特夫人的声音从卧室门外传来。
　　“卡莱尔先生？”
　　“哎，韦伯斯特夫人。”他闭着眼，觉得自己的声音很怪，“我今天病了，我已经给学校打电话了。我今天就在床上歇着了。”
　　“我明白。别担心了，”她说，“这边的事有我照顾。”
　　他闭着眼，还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他觉得自己听见前门开了又关上。他听着。他听见厨房里一个男人低声地说了什么，一把椅子从桌旁拉开。不一会儿，他听见孩子们的说话声。又过了一会儿──他不确定过了多长时间──他听见韦伯斯特夫人站在他的门外。
　　“卡莱尔先生，要不要我叫医生？”
　　“不用了，没事，”他说，“我想就是重感冒吧。不过我觉得浑身烧得慌。我想可能是我盖的被子太多了吧。房子里也太热了。您能把暖气炉调低点儿吗？”说完，他觉得自己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一小会儿，他听见孩子们在客厅里和韦伯斯特夫人说话。他们是要进来，还是要出去？卡莱尔好奇。会不会已经到了第二天了呢？
　　他又接着睡着了，直到意识到自己的房门开了，韦伯斯特夫人出现在自己的床边，正把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
　　“你脑袋热得都快着了。”她说，“你发烧了。”
　　“我会没事的。”卡莱尔说，“我就是需要再多睡一会儿。您能把暖气关小吗？请您帮我拿些阿斯匹林，我会很感激的。我现在头疼得厉害。”
　　韦伯斯特夫人离开了房间。他的房门开着，他能听见外面电视开着，他听见她说：“小点儿声，吉姆。”音量立即变小了。卡莱尔又睡着了。
　　睡了还没一分钟，韦伯斯特夫人突然拿着一个托盘回来，坐在了他的床边。他抬起身，想坐起来。她在他身后垫上了一个枕头。
　　“把这些吃了。” 她说着，递给他一些药片，“喝这个。”她递给他一杯果汁。“我还给你拿了点儿麦片粥。吃点儿，对你有好处。”
　　他就着果汁吃了阿斯匹林，点点头，又合上了眼，打算接着睡。
　　“卡莱尔先生。”她说。
　　他睁开眼，“我没睡着，对不起。”他说着坐起来一点儿，“我就是太热了，没别的。现在几点了？有八点半了吗？”
　　“九点半过一点儿。”她回答。
　　“九点半。”他念叨。
　　“现在我要喂你麦片吃。你要张开嘴，把它吃下去。就吃六口，就完了。这儿，这儿是第一口。张开嘴。” 韦伯斯特夫人说，“吃完了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吃完了，我就让你接着睡。你把这个吃了，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她用勺喂他。他吃了，又要了些果汁。他喝了果汁，躺了下来。就在他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他感觉到韦伯斯特夫人又给他加盖了一层毯子。
　　再次醒过来已经是下午。他知道是下午了，因为正有苍白的光从窗户透进来。他起来，把窗帘拉下来。他能看见外面阴云密布，冬季的太阳被挡在云后面。他慢慢地下了床，找到拖鞋，穿上了睡袍。他走进卫生间，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洗了脸，又吃了些阿斯匹林，用毛巾擦了擦后，走到客厅来。
　　餐桌上，韦伯斯特夫人铺了几张报纸，正和孩子们一起捏泥人呢。他们已经捏出了几个长着长脖子、凸眼睛的家伙，既像长颈鹿，也像恐龙。卡莱尔从桌边走过的时候，韦伯斯特夫人抬头看了看。
　　发 烧（10）
　　
　　“你感觉怎么样了？” 他坐到沙发上的时候，韦伯斯特夫人问他。从沙发上，他能看到餐厅，能看见韦伯斯特夫人和孩子们坐在餐桌旁。
　　“好点儿了，谢谢。好了一点儿。”他说，“我还是头疼，觉得身上还有点儿热。”他用手背贴着前额。“但我好点儿了。对，比刚才好了。谢谢您今天早晨的帮忙。”
　　“我能给你拿点什么喝吗？” 韦伯斯特夫人说，“再来点儿果汁，还是茶？我想喝咖啡可能也没关系，但还是茶更好一些。当然，果汁是最好的。”
　　“不用了，谢谢，”他说，“我就在这儿坐一会儿。从床上下来感觉真好。就是身子有点儿虚。韦伯斯特夫人……”
　　她看着他，等着他接着说。
　　“我今天早晨听见韦伯斯特先生在屋里，是吧？那当然很好，没关系。我只是很遗憾没有机会见见他，问声好。”
　　“是他，”她说，“他也想见见你。我叫他进来的。只是他选的日子不对，你正好病了。我本来是想跟你说说我们的计划的，韦伯斯特先生和我的计划，但今天早晨时机不对。”
　　“告诉我什么？”他警觉地问，恐惧在心头猛扯了一把。
　　她摇摇头说：“没关系的，可以等以后再说。”
　　“告诉他什么？”莎拉问，“告诉他什么呀？”
　　“什么，什么呀？”基思也凑热闹。孩子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
　　“等一会儿，你们两个。”韦伯斯特夫人说着站起来。
　　“韦伯斯特夫人，韦伯斯特夫人！”基思喊起来。
　　“现在，小家伙，” 韦伯斯特夫人说，“我需要和你爸爸聊聊。你爸爸今天病了。你不要闹。继续玩你的泥人吧。小心点儿，否则你姐姐就要超过你了。”
　　就在她往客厅走过来的时候，电话响了。卡莱尔够到茶几那儿，拿起了话筒。
　　就像以前一样，他听见电话里传出来软弱无力的哼鸣，他知道那是艾琳。“是我，”他说，“什么事？”
　　“卡莱尔，”他老婆说，“我知道，别问我为什么，但我知道现在情况不妙。你病了，是不是？理查德也病了。传染病。他肚子里存不下东西，吃什么拉什么。他现在正在搞一个话剧，已经错过一个星期的排练了。我得自己跑过去，和他的助理一起设计几幕的彩排。不过我打电话不是来告诉你这些。告诉我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可说的，”卡莱尔说，“我病了，就这些。有点儿感冒。但我现在好多了。”
　　“你还写笔记吗？”她问他，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几年前，他告诉过她自己记笔记。不是日记，他说过，而是笔记──好像这样说一下就解释清楚了。但他从没给她看过。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记了。他根本把这事给忘了。
　　“因为——”她说，“这个时期，你应该记点儿笔记。你有什么感觉，你在想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就是生病期间，你的脑子都在哪儿。记住，病变是有关你健康程度的信息，它正告诉你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等你病好了，你可以回过头再看看，看看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事后再读读看。科莱特有一次发烧的时候，”艾琳说，“她就这样做过。”
　　“谁？”卡莱尔问，“你说什么？”
　　“科莱特 ，”艾琳说，“那个法国作家。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还有一本她写的书呢，就在屋里。叫《吉吉》，还是什么别的名字。我没读那本书，但我到这边来以后，一直读她的东西。是理查德介绍给我的。她写了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她发烧的整段时间里，她什么感觉，都在想什么。有时，她体温有一百零二度。有时会低一点。有可能体温会高过一百零二度，但一百零二度是她发烧时量过的最高温度，也是她记下来的最高温度。反正，她就写了这些。我就是说这个。试试记下来什么感觉。可能会有什么收获。”艾琳说着，令人费解地笑了起来，反正卡莱尔是不能理解，“最少你以后能有个你病情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记录。你能回过头看看。最少你能有个东西展示出来。现在你只是不舒服，你要把这种不舒服转化成有用的东西。”
　　发 烧（11）
　　
　　他用指尖按着太阳穴，闭上了眼。但她还在线上，等着他说点儿什么。他能说什么呢？对他来说，这很明显：她疯了。
　　“天呐！”他说，“天呐，艾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得走了。谢谢你打电话过来。”
　　“没关系。”她说，“我们必须得能够交流。替我吻孩子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理查德也问你好，虽然他现在是在床上躺着难受呢。”
　　“再见！”卡莱尔说完，挂上了电话，用手捂住了脸。不知怎么的，他想起来自己看见过那个胖女孩走向汽车时，做过同样的动作。他放下手，看着韦伯斯特夫人。韦伯斯特夫人也在观察着他。
　　“我希望不是什么坏消息吧？”她说着，把一把椅子拉到沙发边上，他坐着的旁边。
　　卡莱尔摇摇头。
　　“好。” 韦伯斯特夫人说，“那就好。现在，卡莱尔先生，这可能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最好时间。”她向餐厅那边瞥了一眼。餐桌那儿，孩子们弓着身子，头拢在粘土上。“但既然这事反正要尽快说出来，既然这关系到你和你的孩子，而且你现在也起来了，我就跟你说说吧。吉姆和我，我们现在过得很融洽。但问题是，我们需要得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要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对我也很难。”她说着摇了摇头。
　　卡莱尔慢慢地点点头。他知道她要告诉他，她得走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脸。“吉姆前妻给他生的儿子，鲍勃──也得有四十多了──昨天打电话过来，邀请我们去俄勒冈，帮他照管他的水貂饲养场。吉姆就管弄水貂，我管做饭，采购东西，清扫房子，还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吧。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个机会。那儿管饭，提供住宿，还能挣点儿钱。吉姆和我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现在，吉姆什么都没有。”她说，“他上周六十二岁了，他已经有一阵子没工作了。他本来今儿早晨是来亲自跟你说这个的，因为我打算跟你提出来不干了，你明白吗？我们想──是我想──我跟你说的时候，要是吉姆也能在场，会更容易一些。”
　　她等着卡莱尔说点儿什么。不过他没说话，韦伯斯特夫人继续说：“我会把这周做完，如果需要，下周我还能再待两天。但那之后，你知道，我们肯定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得祝我们好运。我是说，你能想象吗？我们就要开这我们那辆破车一路开到俄勒冈去。我会想这两个小家伙的。他们真是太宝贝了。”
　　过了一会儿，看他还没有要回答她的意思，韦伯斯特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挨着他坐到了沙发靠垫上。她碰了碰他睡袍的袖子：“卡莱尔先生？”
　　“我明白，”他说，“我想告诉你，你能到我们家来，对我和孩子们真的太重要了。”他头疼得要眯起眼睛来。“这个头疼，”他说，“这个头疼要疼死我了。”
　　韦伯斯特夫人把手伸过来，手背贴在他的前额上。“你还有点儿烧，”她告诉他，“我再去拿点儿阿司匹林。那会帮你把烧退下来。我还是这儿的医生，”她说，“这个病还归我管。”
　　“我老婆觉得，我应该记下来这是什么感觉。”卡莱尔说，“她觉得写写发烧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个好主意。那样，我以后就能回过头来看看，搞清楚里面的含义。”他笑起来。眼里流出了泪。他用手腕抹掉了眼泪。
　　“我想我还是去拿阿司匹林和果汁吧，然后出去看看孩子们。” 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看，他们快要对那些粘土失去兴趣了。”
　　发 烧（12）
　　
　　卡莱尔害怕她要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自己留在这儿。他想和她说话，清了清嗓子：“韦伯斯特夫人，有些事我想和你说说。很长时间里，我爱人和我相互爱着对方，超过世界上任何人或事，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想，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将会一起变老，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做这世界上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所有的事我们都将一起做。”他摇晃着脑袋，现在对于他来说，这才似乎是最最悲伤的事情：从今以后，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将是各干各的了。
　　“咳，没事的。” 韦伯斯特夫人说着轻拍他的头。他向前靠了靠，又继续说起来。过了一会儿，孩子们走到客厅来。韦伯斯特夫人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前，让他们不要乱动，注意听。卡莱尔看着他们，继续说。就让他们听吧，他说。这和他们也有关系。孩子们似乎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甚至还要假装感兴趣，他们坐在了韦伯斯特夫人的腿边上。然后他们肚皮贴着地毯趴下来，呵呵的笑。韦伯斯特夫人严厉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不笑了。
　　卡莱尔继续说。刚开始，他的头还疼，自己穿着睡衣在沙发上的样子，也让他觉得很别扭，更何况他还是挨着一个老太太坐着，这个老太太正耐心地等着自己接着讲下去。不过，他的头慢慢不疼了，不久，他也不觉得别扭了，他甚至忘了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了。他的故事本来是从中间讲起的，从孩子出生以后。后来，他向前回溯了一点，重新从头开始，从艾琳十八岁，他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开始，那时，男孩女孩，爱情如火。
　　他停下来，擦着前额，润滑着双唇。
　　“继续讲吧！”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继续讲，卡莱尔先生。有时，说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得说出来。再说，我爱听。讲出来，你就会感觉好些了。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身上过，就是像那个你正形容的事，爱情，就是它。”
　　孩子们在地毯上睡着了。基思的大拇指塞在嘴里。韦伯斯特先生走到门口，敲了敲门，走进屋来接韦伯斯特夫人的时候，卡莱尔还没说完。
　　“坐下，吉姆，” 韦伯斯特夫人说，“不着急。继续说你的，卡莱尔先生。”
　　卡莱尔冲老头点点头。老人也冲他点了点头，在餐厅里给自己找了一把椅子，搬进客厅。他把椅子放在沙发边上，轻叹了口气地坐下来。他摘下帽子，疲惫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当卡莱尔继续说起来的时候，老人把双脚都放在了地上。孩子们醒过来，坐在地毯上，来回摇着头。不过，那时卡莱尔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完了，他停了下来。
　　“很好，这样对你很好。” 韦伯斯特夫人看见他讲完了后，这样说，“你是好人。她也一样──卡莱尔夫人，也一样。别忘了，等这件事过去以后，你会没事的。”她站起来，解下了身上的围裙。韦伯斯特先生也站起来，戴上了帽子。
　　在门口，卡莱尔和两个韦伯斯特都握了手。
　　“再会了！”吉姆?韦伯斯特说完，压了压自己的帽沿。
　　“祝你们好运。”卡莱尔说。
　　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早晨再见，就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就来。
　　就像是决定下来什么重要的事情，卡莱尔说：“对！”
　　老夫妇小心地沿着甬道走到他们的小卡车旁。吉姆?韦伯斯特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韦伯斯特夫人看着卡莱尔，挥了挥手。就在那时，站在窗边，他感到某种东西结束了。那和艾琳有关，那和这之前的生活有关。他曾冲她挥过手吗？他肯定挥过，当然了，他知道他以前挥过，但就在现在，他想不起来了。他知道，结束了，他感到自己能够放她走了。他确信，他们曾经在一起的生活，就像他自己刚刚说过的那样发生过。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那段生活的离去──虽然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他自己也曾竭力反抗过──也将会变成现在的他的一部分，就和任何他留在身后的东西一样，成为现在的他的一部分。虽然，他曾不敢相信也曾竭力反抗过那段生活的离去，它们还是离去了。那段生活的失去，就和任何他抛在身后的东西一样，都将成为了他现在的一部分。
　　伴着小卡车的蹒跚向前，他又一次抬起手臂。老夫妇开走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冲着他匆匆侧了侧身子。那之后，他放下手臂，转向他的孩子们。
　　蓝领失望的纪录──卡佛自话（1）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首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
　　“我得说，对我生活和写作最大的一个影响，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在我们在同一个房檐下面的生活里，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总共十九年，在那些年里，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受到他们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
　　他们的存在让我明白，如果我想写东西，写任何东西，能够真的写完任何东西，并想得到那种完成一个作品后才有的享受的话，我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对于我的那些所谓的文学尝试，我需要看到触手可及的成果。所以我有意识地，当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写那些我知道我能够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最多两次。”
　　“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我不觉得我写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是反传统的。这辈子我一直认识这样的人。事实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之一，迷惑的，酩酊大醉的。我就是从这些人中来的，很多年来，我和他们并肩工作。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写一个关于学院生活的小说，或是关于老师，关于学生的故事。让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事物，是那些我在身边的生活里目睹的事，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目睹的事。那些生活里，当有人敲他们的门，白天或是晚上，或是电话铃响了，他们真的会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怎么弄到付房租的钱，也不知道冰箱坏了怎么办。有个评论家批评我写的《保鲜》，说，‘好，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给修好呢？’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要请人修最少要花六十美金。可能这个评论家没有注意这点，但有人是花不起钱请人来修冰箱的，就像有人不去看医生，因为自己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牙齿坏掉了，因为没钱去看牙医。集中关注这些人，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了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蓝领失望的纪录──卡佛自话（2）
　　
　　“在《新规范》 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工人阶级，或说是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了，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道德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写作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这一句话，那一个字的。我不会写一个关于我邻居阿特先生的故事，但我可能会写一个小说，里面的角色就像阿特一样，在门廊上徘徊着念叨，‘我要春季大扫除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要是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让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自来说也是一个展开自我的过程。”
　　“写完《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之后，我有将近六到八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都没写。那之后，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大教堂》。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最后写的是《发烧》。这些小说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花了我十五年的时间，但《大教堂》前前后后只用了十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什么是他们正在谈论但却没有去做的，什么是他们正在做而没有到处宣扬的。说到底，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
　　“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三成五的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
　　“是什么创造出一片小说中张力？在一定程度上，这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能见度’低的小说。”
　　“这其实又回到了海明威的路子上：只要你自己清楚你都省略掉了什么，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我想这是海明威说的一句格言吧。我不想这样说，但我真的觉得我知道自己都省略掉了什么。”
　　“写作，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它是一种交流。”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然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 书本网【jiali1415118】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